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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巖書院位于廣東肇慶，為北宋名臣包拯于公元1041年所建，是西江流域興建最早的書院，至今已有千年傳承。包拯被世人尊稱為“包公”“包青天”，一生俯身為民、剛正不阿，其所創辦的星巖書院也深深地打上了“清心為民”的文化品格，閃耀于西江流域賡續千年的文脈傳承之中。
“包公治端”：生活生產與文化建設并重
公元1040年，包拯出任端州知軍州事，決定興教育以開啟民智、暢文化以促進融合，選址城北寶月臺創辦了星巖書院，“四面荷花，星巖拱峙”“臨碧沼可觀魚，坐石墩可望月”，山水相伴之間學子更能靜心思學。
包拯唯一的傳世詩作就是寫于端州，名為《書端州郡齋壁》，其開篇兩句“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謀”無疑就是他個人的真實寫照。包拯入治端州的時候已年屆不惑，但躬身為民、清正廉潔的本色和初心不改。據史料記載，宋時端州為偏荒之地，經濟落后、民生凋敝，百姓常受“春瘴”和水患之苦。為此，包拯一方面帶領百姓“鑿井治瘴”，以清潔水源根治瘴癘，留下一座座“包公井”；另一方面在城郊開渠鑿池、興修水利并開墾荒地，防治水患的同時發展生產，極大改善了百姓的生活條件。
包拯在解民憂、除民患的同時也在關注另外一個問題，那就是對當地百姓的教化和文化啟蒙。古代端州作為“南蠻”之地，遠離中原文化，常有“殺人祀鬼、巫覡挾邪術害人”陋俗，且一直未有官學，只有零星的私塾和家庭延師教子，興學重教、興文化人迫在眉睫。包拯的“文化治端”采取了諸多舉措，最重要的就是創辦了半官學形式的星巖書院，讓私塾優秀的子弟能夠通過入讀書院接受進一步的教育，著力培養嶺南的地方人才。為了辦好書院，包拯不但自己捐俸辦學，還聘請了咸平元年進士、曾兩度擔任端州刺史的梁燮任書院掌教并主講督課，一時間書院學子匯聚、學習氣氛濃厚，所謂“朗朗經聲明月上，入門疑聽課書聲”。除了創辦星巖書院，包拯還創辦了文昌宮以興儒學，有崇文尚德、教化時人之意。
“包公治端”雖然只有短短不到3年的時間，但是措施得當、成效顯著，且生活生產與文化建設并重，極大改善了當地百姓的生活狀態和精神風貌，民心為之一聚。
幾度滄桑輪轉成為文化教育基地
星巖書院幾度滄桑輪轉，先是于北宋元豐年間經知州王洎已改名為“西石頭庵”，后于南宋淳熙年間由高要人黃執矩復名；明朝萬歷年間，肇慶知府張一棟在星巖書院舊址建觀音殿、殿后建樓稱為太和閣以作禪用。
直至進入清代，隨著包拯的“青天之名”日盛，作為其文化遺澤的星巖書院也日益受到世人的瞻仰和重視，不但有增建、修葺的廳堂院所，“星巖書院”之名也一度得以重現�？滴跄觊g，高要知縣王有芳在觀音殿西側建“包公祠”以紀念包拯；咸豐年間，知府郭汝城收沒觀音殿并復建書院名為“龍圖書院”，正廳塑包拯像，兩旁為學舍，改禪歸儒，“忱足以上追乎名臣，而不愧乎宋之龍圖”；同治年間，高要學者彭泰來認為包拯任龍圖閣直學士是從端州離任之后的事，以“龍圖”命名書院不妥，于是復名“星巖書院”，由肇羅道蔡燮題額，此時書院內設有院長室、眾綠廳、強學堂和齋堂，而且這四處建筑的楹聯都由當時的朝廷高官、書法家題寫；光緒年間，先有知府張曾敭重修書院，增建齋舍、講堂，購置書籍，后書院舊址設師范傳習所，翌年改為法政傳習所；光緒三十四年，改辦高要闔邑公立中學堂。
新中國成立之后，先是在1950年于書院舊址設立高要縣第一中學，后于1953年遷址并改稱為肇慶市第一中學至今。日月不居、珠流璧轉，于千年文脈涵養中的星巖書院展現出歷久彌新的生命力和創造力，融入當下吐露時代芳華：賡續書院傳承的肇慶市第一中學作為國家級示范高中，桃李芬芳、清風育人；于2017年揭牌重建的星巖書院“遵行古訓”，秉承以文化人，成為傳統文化宣傳和培育基地、廉潔文化教育基地。
西江流域的人才培養搖籃
星巖書院自包拯創建之后，于歷史的長河中演進賡續，幾度易名、儒釋皆用，但以文化人、教育世人的初心宗旨始終不變，名師匯聚、博育良才，文人雅士吟詩相頌，成為西江流域的文化傳播陣地、人才培養搖籃。
星巖書院匯良師育梁才，尤以清朝為盛。前述的光緒年間知府張曾敭除了重修星巖書院，還親自主講課程，章程課文設置為官課1次，對取得超等、特等和“上取”“中取”成績生徒均從優酌給獎賞；師課2次，“上取”亦給獎賞。光緒二十二年，三甲進士、名噪一時的積學之士陶邵學任星巖書院主講，連任8年，“培養士風、磨礪‘實學’”，培養了一批卓有成就的人才，樹立了嚴謹的學風，使得書院名聲大噪，與端溪書院并稱于時。此外，著名文士李光廷、張午橋、方睿師也曾主講星巖書院。書院培養的很多學生不但學識敦厚，而且秉承了包拯的剛正品性，入仕后敢于直陳時弊、為民請命。書院學子蘇廷魁為道光年間進士，后任福建道監察御史，為官耿直、敢言敢為，曾上疏道光皇帝力陳時弊，“力數文華殿大學士、首席軍機大臣穆彰阿的罪責，請立罷黜，并要求皇帝下‘罪己詔’，以開直諫之路”。蘇廷魁還曾先后在廣州越華書院、肇慶端溪書院講學，傾其所學、誨人不倦。
星巖書院因其濃郁獨特的歷史傳承和文化品性、清新優美的自然環境，引得文人雅士吟詩相頌、蔚為大觀。明代有黎遂球的《登寶月臺》、陳子壯的《寶月臺》等詩歌傳世；清代梁鼎芬為星巖書院眾綠廳題聯“招邀數君子，沉醉萬荷花”，又有“切云明月修奇服，苦茗青燈要此時”，皆為佳作……據相關資料統計，僅在清代有關星巖書院的詩文就有近20余篇，其中不乏袁枚（《游端州寶月臺記》）等大家之筆。到了當代，“包公治端”、辦學興教的故事也產生了全新的演繹方式：2017年，全國首部全景式“包公”題材大型原創廉政音樂劇《青天之端》上演，生動演繹了包拯在端州清正廉潔、勤政愛民的動人故事，引發觀演群眾的強烈共鳴。
龍圖肇始、文脈相承，延續千年的星巖書院無疑是歷史饋贈給我們的寶貴文化財富。站在如今的寶月臺上，看著一池荷花、滿堂盛景，遙想千年前于蠻荒之地躬身辦學的包拯，時光流轉間于書院專心治學、靜心思學的文士學子，仿佛時光從未走遠……(王琪)
責任編輯：楊童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