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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為了進一步增強本報理論學術版《論叢》的思想性、可讀性，從本期開始特開設“思辨集”專欄，恭請廣大讀者賜稿。另外，對本版有什么意見、建議或批評，歡迎您隨時提出。
印象里，美國歷史上的西部牛仔們，都是些耍槍弄棒的主兒，墨水多不到哪去，殊不知，這些人竟懂得搞“制度創新”。
大草原上，牛不識主，四處游蕩，約翰的牛會跑到皮特那里，皮特的牛會跑到亨利那里，皮特、約翰、亨利為牛之“產權”，常弄得頭破血流。但老打打殺殺的，也不是回事，牛仔們從“明晰產權”開始，進行“制度創新”。他們搞了個叫畜牧協會的組織，定期搞“趕畜大會”，就是每逢大會，大家把牛趕到會場，由專職打印者，用烙鐵在牛屁股上烙上或約翰或皮特的名字，牛之歸屬就明晰了。但漏洞接著就出現了。竊賊們可以買通打印者，故意將烙印印得淺淺的，烙印不久就沒了，竊賊就可以在這些牛上印上自己的名字，侵奪別人的產權。牛仔們解決的辦法是，將所有無烙印或烙印不清的牛，統統充公，以資“公共”之事業。還有問題：如果約翰的牛賣給了皮特，產權轉移了，怎么辦？他們發明一種專用符號，印在約翰的印記旁邊，然后再印上皮特的印記，產權轉移中的合同及公證就都有了。牛仔們“制度建設”的最后關口是管住屠戶：屠戶們必須交驗牛皮，牛皮上的印記必須清楚明白，否則要受重罰。這是一百多年前，美國牛仔們在牛屁股之方寸間，演繹的一段“制度變遷”的歷程。
牛仔們的發明看似粗陋，但很管用，行話說，這叫“有效的制度”。這種有效性來自廣闊的原野，來自自然的生長，他們在茫茫大草原上，創造了一個維系公正公平的“公共空間”，這種“公共空間”服務于個人，而不損害牛仔們在遼闊的牧場上自由奔馳的個人活動空間，即制度規范有了，但不是束縛手腳的規范。
牛仔的發明，讓人想到經濟制度理論中一個爭吵不休的問題：有效的制度是精英“理性設計”的產物，還是由經濟主體在自由、自覺的經濟活動中自由選擇與博奕的結果？是通過“自上而下”的方式，還是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形成的？
不久前在雜志上讀到一篇《公立鄉社條約》，是一個叫水北村的鄉村，在１９０５年訂立的，也算是一種制度創新。條約制定者是村里的“社首”（大概類似于現在的村委會成員），所擬條款５條，包括公舉、值班、任免、開支等。這“條約”透露出很濃的民主精神，在那個時代，難能可貴。但與美國的牛仔不同，那些條款不是從村民的活動和交易中生發出來的，而是由賢達們依靠圣人之言推演出來的，方向完全不同，有效程度和生命力之強弱，是可以想像的。近代以來，我國鄉村制度長期動蕩漂移，與“大環境”有關，但更重要的是，我們的創新缺乏深入土地的根須。
由此想到了我們常說的制度創新。一般的印象里，像制度創新這樣的大事，都是由有學問的官員或者有權力的學者做的，老百姓只有“執行”的份�？墒腔仡^想想，改革開放以來，像家庭承包那樣有效的制度，是先由農民“做”出來、官員后去總結的，路數對，生命力就強；而那些在書齋里或會議室里“想”出來的制度，往往是碰了釘子就夭折，生命力不強。
與此相關的一個問題，是制度的學習和移植。我們的現代化是“追趕型”的現代化，學習引進是天然優勢，制度建設也是一樣的，不必事事都重走一遍發明創造的漫長歷程。但值得研究的是，引進的是制度建設的精神還是囫圇吞棗照搬照抄，如果是后者，同樣是反自然的，結果也是失敗。
那么，官員們是不是沒有用武之地了？不是。官員們最大的責任在于創造環境，創造可以讓守法公民自由馳騁的環境，激發公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依靠公民的活動和交易，生發有效的制度。對于官員們來說，這樣一個創造環境的過程，實際上也是一個自然博弈的創造過程，是又一個層面上的制度創新。
■張德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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