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日，“中日高層經濟對話”的首輪會晤將在北京舉行，標志著“中日基于共同戰略利益的互惠關系”深入展開。
2006年10月，日本時任總理安倍晉三“破冰訪華”，2007年4月溫總理“東瀛融冰”，中日戰略對話恢復，“構建基于共同戰略利益的互惠關系”成為兩國的共識。由此，衍生了“中日高層經濟對話”機制，為兩國協調政策，維護、發展共同利益提供了制度前提。
進入新世紀，隨著全球化的深化，中日經濟依存關系加深。傳統的制造業為中心的產業融合日益向物流、流通、金融以及IT領域擴展。中日貿易結構逐漸由“實物貿易”為主，漸次向“服務貿易”展開。
而“服務貿易”的完成過程，往往伴隨人員、技術、資金，乃至經濟組織實體的跨境移動。比如，隨著日本汽車在中國的銷售規模擴大，包括汽車修理、技術支持等售后服務系統就要大規模移師中國市場；又比如，隨著人民幣業務對外資銀行的開放，日資銀行在華分行、支店日益增多，日本在華企業，甚至中國居民均可接受其提供的金融服務。
這種高端服務貿易的發展，客觀要求兩國的政策、法律制度要具有相通相融的屬性。在此，作為其形成機制，中日戰略對話、政策協調就顯得格外重要。
另一方面，隨著全球化與地區化大潮涌動，能源、資源緊缺、環境破壞、以及犯罪、災荒、瘟疫、流行病等非傳統威脅因素上升，其影響已遠遠超出本國范圍，直接威脅鄰國乃至地區經濟和社會穩定，帶有相當程度的國際屬性和地區屬性。針對這些非傳統威脅，單靠某一國政府或一個民族已無力解決，客觀上也需要鄰國之間密切合作，維護共同利益。
而自1972年中日恢復邦交以來，雖然兩國之間簽訂并修訂了“投資保護協定”，對日本企業來華直接投資，展開業務，給予了保護，但對于人員自由移動，技術、知識產權保護，乃至金融機構設置、業務展開、股權交易等，尚未形成完整的法律體系和制度保障，嚴重阻礙了中日經濟關系的深度融合。
遺憾的是，在中國入世后的五年里，小泉政府并未珍惜中國入世過渡期，沒有利用這個發展中日關系的歷史性機遇而加強戰略對話，展開積極的政策協調，而是連續參拜靖國神社，使中日關系陷入歷史性僵局。中日之間無法就新形勢下的“中日投資協定”、“知識產權保護協定”、“技術人員自由移動協定”，乃至“共同環境治理、環保節能市場準入”、以及金融、IT服務市場的相互準入等等制度法律問題展開積極的政策協調，以至于使中日經濟關系的發展未能跟上時代的腳步。這成為“中國貿易”快速發展，而“日本在華貿易份額”相對縮小的主要原因。
今天，中日展開首輪“高層經濟對話”，不僅將確保兩國經濟關系與時俱進，也必將使中日戰略互惠關系具有實質的內涵。這是時代的要求，更是兩國履行地區責任、維護地區穩定和共同繁榮的體現，堪稱兩國構建相通相融的政策、法律體系的制度保障。
從雙方與會成員的構成看，日方派出了主管經濟、貿易、投資和產業發展的經濟產業大臣、主管農林水產的農林大臣以及主管信息產業的總務大臣；中方則派出了主管貿易、投資的商務部長、主管經濟改革發展、產業結構布局的發改委主任等政策制定核心成員。同時，雙方都有金融行政、匯兌政策的核心高官與會。而雙方的外交政策中樞，又都充當核心組成員，負責統一的組織協調。由此，不難看出，“中日高層經濟對話”已帶有“全面經濟外交”舞臺屬性。
誠然，中日之間還存在很多問題，僅靠一次會晤解決所有問題并不現實。但無論會晤是否就具體問題達成一致，都將對中日經濟關系、司法關系的深入展開，提供一個歷史性的起跑器，由此，也必將給中日“戰略對話”、“政治互信”和“戰略互惠”，賦予積極的“政策協調”內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