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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日，美國巨型證券公司“雷曼兄弟”倒閉，猶如一場海嘯，引發全球金融系統動蕩。美國政府不得不動用“國家權力”，處理危機，消化金融“孽債”。其出手之重，已不再顧及“市場情面”，預示著美國版“金融資本主義模式”迎來了逆轉的時代。美國一向自詡是在金融馬背上長大的牛仔，特別是二戰后，長期把持國際貨幣和金融體制，聚斂財富，行使霸權，支撐美國經濟繁榮。但冷戰后，美國主導的國際金融秩序危機不斷，捉襟見肘。自1987年8月上任到2006年1月退休的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在任19年，竟然處理了12次各種類型的金融危機，足見冷戰后美國主導的國際金融秩序的動蕩。當前美國的金融危機事實上暴露了美國“金融資本主義模式”的破綻。
首先，美國主導的“資金游戲”面臨極限。上世紀80年代，英國的撒切爾和美國的里根政權掀起“新自由主義”潮流，推動金融自由化。1999年美國頒布新銀行法，進一步放松了金融管制，金融經營模式的“分業管理”被打破，“混業經營”大流行，形成了“ 裁定型金融運作模式” ，即利用市場定價的扭曲，通過“低買高賣”，套取高額利益，展開“資金游戲”。而隨著市場參與者增多，價格體系日趨均衡，游戲利潤率下降。為擴大利潤空間，美歐等巨型金融機構大肆“創新金融技術”，編制金融衍生商品，人為制造“虛擬的金融世界”。如以“次級貸款”的債權為抵押，整合、分割、編制成一系列的證券化商品，并通過層層分割、再編制，衍生出更多的虛擬金融商品，銷往全球。這個過程被美國吹捧為金融全球化與自由化，也被視為分散金融風險的最佳手段。問題是，金融風險猶如電腦病毒，不會因分散而消亡，相反，其不斷分散的過程，恰恰演變為病毒擴散的路徑，一旦在某個環節病毒發作，必將侵染整個系統。這就是“次貸危機”爆發后，至今不斷深化、擴散的根本原因。
其次，美國市場評級體系改革滯后。無疑，金融衍生商品的發展，有利于資金使用效率的提高，有利于降低企業融資成本。但美國的金融改革并沒有觸及市場評級機構的壟斷格局，當年靠“政府訂單”扶植起來的評級機構依然壟斷著市場，導致評級市場“道德缺失”，金融風險被掩藏，釀成病毒廣泛擴散。
第三，美國金融體制存在結構性失衡。美國的新銀行法僅僅擴大了金融機構的經營權，結果出現了金融機構集團化，金融產業大擴張，金融權力大膨脹。而作為金融監管部門，美聯儲、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以及財政部等，依然按照傳統的格局“各司其政”，給金融產業留下了三不管的空間。
第四，最慘痛的教訓是“規模=安全”讓美國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在金融改革中，美國政府認為金融機構的規模越大越安全，因此，積極掀起金融機構并購浪潮，形成了巨型金融集團壟斷的金融產業格局。如，美國前三家證券公司的總資產規模均超過1萬億美元，堪與中等發達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媲美。 而雷曼兄弟公司的純債務就高達6130億美元。顯然，此次美國金融危機用事實擊碎了“規模=安全”的定論，也讓美國政府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重新認識到規模過大對金融系統的破壞性。
金融市場化與產業化，是中國市場經濟發展過程的必修課，關乎民間儲蓄能否有效轉化為民族生產力的蓄積條件，更是確保企業全球競爭力的制度條件。隨著中國貿易發展，經常收支順差連年擴大，“中國資金”、“中國資本”日趨國際化，金融改革與開放，成為確保中國經濟轉型的關鍵。
回顧國際金融發展史，不難發現國際金融制度的發展，始終伴隨著制度構建、修正、再構建的過程。中國的金融改革與開放，也需考慮中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產業、貿易的待成熟性，以及民間儲蓄轉化為投資的路徑等新特點。中國金融改革既無需因美國金融出了問題，而放緩市場化與產業化改革腳步，也不一定因日本金融成功躲過了“次貸危機”而簡單模仿其模式。中國依然需要確立金融改革的自信，走符合中國國情的金融改革道路。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 劉軍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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