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日本經濟步入衰退。日本的財金政策操作空間狹窄，應對危機力不從心；同時，其地區戰略過度強調借助亞洲增強其全球競爭力，缺乏共贏理念，很難樹立“政治感召力”。日本主導地區金融秩序的愿望，不可避免地落空。
當前，金融危機縱深發展，各國相繼出臺緊急措施，積極沖銷危機風險。而日本政府近日卻推遲了第二次補充預算的審議，使原定綜合經濟對策的規模和時效打折，導致政府支持率急劇下滑，抵御金融風險的能力備受懷疑。
自身抵御金融風險能力有限
在發達國家中，日本受美國金融沖擊最輕，不僅沒有發生大規模的金融機構倒閉現象，相反，獲得了在全球進行抄底收購的機會。一時間，日本金融模式令世人刮目相看，日本國內甚至有人主張要爭做東亞地區金融秩序的領袖。
但是，進入11 月，隨著金融危機向實體經濟傳導，世界市場萎縮，嚴重依賴出口的日本經濟率先步入衰退。其直接表現是企業利潤大幅下滑，股市樓市并行下跌，銀行不良債權余燼復燃。尤其是，日本的財政、金融政策操作空間狹窄，稅制改革又受政治亂局牽制，應對危機力不從心。
自上世紀90年代泡沫經濟崩潰后，日本曾進行了近10年的經濟改革。特別是1996年橋本政府提出了震驚內外的“六大改革”，推動日本經濟社會全面變革。小泉上臺后，更是高舉“沒有改革，就沒有增長”大旗，推行所謂“不留死角的改革”。但日本經濟改革僅完成了對大企業、大金融機構的松綁，以提升其全球競爭力，培育日本經濟對外擴張的主要選手。但對中小企業、地方銀行，以及國內建筑、流通、農業、公共服務等低生產率部門，日本依然實行“包辦式保護”，致使改革出現結構性扭曲，應對危機能力脆弱。
尤其是，地方銀行等中小金融機構未能完善股本結構，自有資本仍然主要靠股票收益支撐。一旦股市下滑，銀行持有的股票價值縮水，自有資本折損。據日本《鉆石周刊》報道，10 月中旬日經指數一度跌近 7000點大關時，50家地方銀行中有32家銀行的自有資本充足率劃破 8%；即使日經指數恢復到8000點時，仍有29家地方銀行的資本充足率低于 8%。這意味著地方銀行的資本結構不健全，暴露了經營體制風險。
而另一方面，地方銀行的主要貸款對象為中小企業和中小建筑商等內需型企業。而面對危機，中小企業等內需型大批倒閉，樓市下滑，銀行不良債權急劇上升，日本金融系統亮起黃燈。
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發表的10月以后的經濟統計數據明顯惡化。11月的“月例經濟報告”公開強調“在世界經濟進一步減速下，經濟運行的負面壓力急劇上升”，連續2個月向下修正了宏觀經濟的基本判斷。日本經濟財政擔當相與謝野馨指出，當前“生產下降、企業收益惡化、設備投資趨弱”，“日本難逃世界經濟減速影響”。由此，日本央行將2008年度的經濟增長率預測值由上次的1.6% 下調到0%。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達國家經合組織也分別下調了日本經濟預測值。
地區戰略難以樹立政治感召力
不能忽視的是，日本的地區戰略難以樹立地區政治感召力，無法支撐其“領導亞洲”共對危機。近年來，日本雖在地區合作中取得了積極成果，如截至2008年初，與區內外簽訂了8個雙邊經濟伙伴關系協定，并與東盟簽署了建設自貿區協定，圈定了“海洋地緣戰略圈”要塞，并開始向澳新印、中東等擴展范圍，向簽約方推廣日本的產業、技術標準、金融交易規則，以及會計標準等，充實地區合作內涵，構建事實上的東亞共同體。但日本的地區戰略過度強調借助亞洲增強其全球競爭力，忽視與各國一道追求共同利益，缺乏共贏理念，很難樹立“政治感召力”。
另一方面，從日本與發達國家關系上看，面對金融危機，日本大型金融機構和大企業，積極展開對外并購，在全球范圍內搶點擴張，與美歐矛盾加深。在國際政策協調上，日本的政策多觀望，少協調，對策出臺每每遲滯，常引起美歐不滿。在華盛頓峰會前，麻生政府甚至要求布什同意日本以八國峰會主席國身份主辦首屆G20金融峰會，主導國際金融秩序，遭到美歐聯手抵制，又埋下了日美歐深層矛盾。關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 ）改革，日本片面強調自己提供“融資”，即貸款并獲取利息，而要求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出資”，但不一定給予相應權力，借此消耗發展中國家的外匯儲備，抑制其競爭力。
而在最近召開的第十四次聯合國氣候變動框架公約簽約國大會（COP14）上，日本單方面要求中印等發展中國家承諾履行減排義務，而拒絕發展中國家普遍提出的“開放環保技術、促進技術減排”要求，以使雙方技術差距固定化，確保其技術壟斷地位。在關乎人類共同生存空間的氣候問題上，日本與發展中國家直接對立。
事實上，面對金融危機，加大環保投入，培育新興產業，促進產業升級，已成為美歐危機對策的主要內容。而日本不僅沒有提出行之有效的環保經濟對策，卻在氣候、環保問題上，過分強調眼前利益，不惜與主要發展中國家正面交鋒，毫不讓步，不可避免地將在未來的環境市場競爭中丟失主動。由此，其主導地區金融秩序的愿望，也不可避免地因其缺乏政治感召力而落空。
（大眾日報2008年12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