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懷仁堂同中央領導暢談敏感話題
2004年6月29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
問題進行集體學習。據了解，這是中央政治局第14次集體學習，中共
中央政治局成員和中央與國家機關相關部委負責人70多人聚集中南海
懷仁堂�！皥陶芰Α痹浭屈h建理論的敏感話題之一，黃宗良和中
央黨校黨建教研部主任盧先福以學者身份走進中南海，和中國共產黨
領導人探討這個問題。
其實，早在2002年，黃宗良就提出了執政黨需要認識執政規律，
并從歷史角度系統總結了共產黨執政規律，在理論界和政界產生了較
大影響。
觀察人士認為，這次集體學習在一定意義上預示著，提高執政黨
執政能力，加強黨內民主政治建設將成為共產黨下一階段的工作重點�！�
黃宗良回憶說，這次集體學習由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親自主持，
自下午3時開始，5時多結束。就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問題，黃宗良
首先作了1個小時的講解，隨后盧先福作了40分鐘講解。黃宗良介紹
的是國外共產黨和其他類型政黨的執政經驗和特點，盧先福講解的是
中共對執政能力的探索和啟示，以及理論界對執政能力建設問題的體
會與建議。
黃宗良談到，在執政方法上，各種類型的政黨都有其經驗與特點
值得借鑒�！疤K聯東歐國家共產黨喪權亡黨，甚至人頭落地的教訓是
非常深刻的。這種教訓值得我們注意，因為社會主義國家執政黨的執
政方式出自一個模式，中國改革開放之前在很大程度上是沿襲蘇聯建
黨模式，他們是怎么喪權亡黨的，我們必須引以為戒。”
事實上，蘇東劇變一開始，中共就非常敏銳，組織理論工作者觀
察研究，2001年，中共黨建專家黃葦町曾撰文《蘇共亡黨十年祭》，
此文很快便被列為黨建理論教材。
黃宗良將當時總結國外共產黨執政的經驗教訓歸結為5個方面：
首先是理論創新問題。蘇東共產黨喪權亡黨有一個相同之處，就
是教條主義禁錮了理論創新，理論沒有跟著實踐發展，幾十年一貫制。
表面上看是堅持了馬列主義，實際上脫離了現實，陣地就很難守得住。
第二是發展經濟問題。國強民富是民眾對執政黨的基本要求，經濟停
滯，不發展，人民就會失去信心。第三是干部和領導體制出了問題，
這是外國共產黨執政經驗教訓的一個重要方面。蘇聯劇變前夕，對蘇
聯公民的民意調查顯示，只有7％—8％的人認為蘇共代表人民，70％
到80％的人認為它只代表它自己。蘇共擁有1800萬黨員，在戈爾巴喬
夫宣布解散時，幾乎沒有人以實際行動表示反對，普通黨員在執政時
期沒有發言權，在喪權亡黨之際自然不會為這個政黨奔走呼號。第四
是蘇東各黨的黨內民主問題始終未能解決，黨內始終沒有建立自下而
上的監督制約機制。因此不可避免地形成特權階層，黨一旦成為特權
利益的代表，就會失去執政基礎。第五是如何處理各種矛盾的問題。
如果缺乏危機處理能力，不注意妥善解決矛盾，以為依靠強壓就能夠
長治久安，就會釀成災難性后果。
讓黃宗良感動的是，當時中央高層領導都認真、誠懇地聽。
與社會主義政治結緣
高中畢業后，黃宗良進入北京大學政治學系學習，從此，黃宗良
與社會主義政治學結緣。本來就對政治學有著濃厚的興趣，一到北大
這個人文薈萃的著名學府，黃宗良宛若撞進了大觀園，一切感到新奇
與驚喜。于是，他成了北京圖書館的�？停活^扎進了政治學廣博的
書海之中。
1965年7月，作為北京大學政治學系首屆畢業生畢業時，黃宗良
特別想到某個地方去搞政策研究，學校卻看中他的學習功底與專業興
趣，“強行”讓他留校任教，從事國際共運史教學，后來才逐步集中
到十月革命后的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研究上。
蘇聯劇變的那一年（1991年），黃宗良正在莫斯科大學訪問�！�
8·19”事變時，他獨自一人背著書包，打著雨傘到“重兵包圍”的
克里姆林宮周圍察看形勢。世界上第一個、也是最強大的社會主義國
家的覆滅，給半生研究傳統社會主義理論的黃宗良以極大的震撼。目
睹到昔日不可一世的大帝國的分崩離析，一個現實問題擺在他的面前：
蘇聯和東歐為什么發生劇變？社會主義到底該如何建設？中國怎么辦？
黃宗良逐漸形成了一個看法，蘇聯劇變的最核心的原因是政治問題，
是政治制度、政治體制的弊端引發的，盡管這個“政治”有其深刻的
經濟和歷史、文化根源。這樣，近幾十年來，黃宗良的學術興奮點就
基本集中到社會主義政治體制及其變易上。
蘇東劇變，對黃宗良思想觸動很大，他大量的書或論文是在這時
期寫的。“當時，人類社會的發展正處在一個重大轉折時期，世界社
會主義運動、中國社會主義的發展都處在一個重要轉折時期。這就要
求社會科學工作者、理論工作者全面深入地研究共產黨執政的經驗和
規律、中國和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和規律以及人類社會發展
的規律�！庇谑�，黃宗良開始分析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曲折發展的原因，
總結其重要經驗和教訓。
讓黃宗良欣慰的是，我們現在的社會，政治民主程度比之于改革
開放之前，已經有了不可比擬的進步，特別是跨進新世紀以來，“以
人為本”、“三個代表”思想、建設政治文明的基礎，“保護人權”、
建立社會保障制度寫進憲法，都標志著中國政治文明建設的巨大的歷
史性進步。黃宗良說，這種進步表現在中國領導層越來越認識到權力
是必須受到監督的，并把政治體制改革的重心放在建立制約體制和機
制上。黃宗良認為，人們所不感興趣的社會主義，實際上是蘇聯模式
那種我們正在改革的社會主義，準確地說是那種社會主義的弊端；人
們所反感的“政治”，實際上是違背科學的政治，是極“左”的政治。
他高興地說，中國社會發展的內在要求、中國百姓的愿望，是中國政
治文明建設進步的推動力量，中國高層領導為這種趨勢作了合理的選
擇。
發展經濟要保持健康心態
黃宗良的理論興趣，主要聚焦到世界社會主義各國建設和改革問
題上，特別在社會主義國家政治建設、政治體制改革，社會發展理論
研究方面成果顯著。
面對世界社會主義跌宕起伏的發展態勢，他敏捷地捕捉社會發展
主流，廣泛參與重要學術和政策性活動，對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
建設進行科學論證。其獨到見解和新穎的研究方法受到國內外科學界
的廣泛關注和好評。黃宗良在接受采訪時說：“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
關于堅持科學發展觀，即堅持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
觀這一重大戰略思想，總結了我國20多年來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
經驗，也吸取了世界上其他國家的經驗教訓。”
改革開放25年來，中國經濟一直保持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超
高速度”，特別是從1989年到2003年的15年間，在受到亞洲金融危機、
世界經濟不景氣以及“非典”的影響下，經濟增長率仍平均達到8．8
％，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經濟奇跡”。2003年中國的人均GDP首次超
過1000美元這個具有里程碑式的“經濟成長門檻”，從而跨入了一個
將可能更加高速發展時期。然而，科學看待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理
性分析中國經濟持續發展面臨的困難，保持一個平靜的心態，具有十
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強調發展是黨的第一要務，發展是執政能力的物質基礎，必須確
立科學發展觀。中國共產黨提出以人為本的發展觀，也是黨的執政能
力建設的一個重要舉措。要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要點是經
濟發展，重點在農村，而難點在社會發展方面�！�
黃宗良指出，中國的發展觀念和發展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前蘇
聯的影響，有些方面還是照搬的�！扒疤K聯發展觀的最大的也是影響
全局的特點是‘優先發展重工業’。”黃宗良認為，前蘇聯的這種發
展觀和發展戰略離開了以人為本，不能從個人利益上形成廣大人民群
眾擁護這種制度的體制和機制，削弱了這種制度對人心的吸引力和凝
聚力。他斷定，前蘇聯發展觀和發展戰略的偏頗和錯誤是導致蘇聯劇
變、制度瓦解的主要因素之一。
“建國后，我們的發展觀念和發展戰略受到前蘇聯很大的影響，
在國家、集體、個人三者關系方面，中國從理論到實際執行的方針、
政策都同前蘇聯極其相似。所有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阻礙著中國社
會主義的健康發展�！�
強調效率優先，強調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方針和政策，在中國的
飛速增長中起了積極作用。但與此同時，作為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觀
——社會公平置于被“兼顧”的地位，而與“先富”并提的“共富”
的措施是什么，則成了擺在我們面前的大難題。GDP的增長為社會公
正創造經濟基礎，但卻不會自然導致社會公正程度的提高。
黃宗良認為，中國新一代領導集體，順應中國社會發展的內在要
求，提出堅持科學發展觀，是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價值觀念的大事。
“如果我們光注意經濟建設，忽視文化和政治文明建設，經濟發展也
不會持久�！薄�
“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必然要求，是妥
善應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關鍵時期可能遇到的各種風險和挑戰的正確
選擇，是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的迫切需要�！秉S宗良說，我
國的改革和發展正處于一個關鍵階段，我們必須保持一個“健康的心
態”，曾幾何時，對一些官員來說，GDP是圖騰，是一切，是發展的
全部，是政績，也是他們晉升的“硬杠杠”。“欲速則不達”。今天，
樹立科學發展觀，不僅僅以GDP論英雄。全國許多地方提倡“綠色GDP”
考核的口號，增加了可持續發展等綜合考核因素，一場石破天驚的變
革在中國大地悄然進行�！�
■ 黃宗良簡介
黃宗良，著名社會主義政治學理論家。1940年3月出生于廣東潮
安，1965年7月畢業于北京大學政治學系并留校任教至今。現任北京
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社會科學學部副主任、
世界社會主義研究所所長；系中國東歐中亞學會常務理事、中國國際
共運史學會副會長。
■ 黃宗良觀點
□ 黃宗良認為國外共產黨執政的經驗教訓有五個方面：
首先是理論創新問題。蘇東共產黨喪權亡黨有一個相同之處，就
是教條主義禁錮了理論創新，理論沒有跟著實踐發展，幾十年一貫制。
表面上看是堅持了馬列主義，實際上脫離了現實，陣地就很難守得住。
第二是發展經濟問題。國強民富是民眾對執政黨的基本要求，經濟停
滯，不發展，人民就會失去信心。第三是干部和領導體制出了問題，
這是外國共產黨執政經驗教訓的一個重要方面。蘇聯劇變前夕，對蘇
聯公民的民意調查顯示，只有7％—8％的人認為蘇共代表人民，70％
到80％的人認為它只代表它自己。蘇共擁有1800萬黨員，在戈爾巴喬
夫宣布解散時，幾乎沒有人以實際行動表示反對，普通黨員在執政時
期沒有發言權，在喪權亡黨之際自然不會為這個政黨奔走呼號。第四
是蘇東各黨的黨內民主問題始終未能解決，黨內始終沒有建立自下而
上的監督制約機制。因此不可避免地形成特權階層，黨一旦成為特權
利益的代表，就會失去執政基礎。第五是如何處理各種矛盾的問題。
如果缺乏危機處理能力，不注意妥善解決矛盾，以為依靠強壓就能夠
長治久安，就會釀成災難性后果。
□ 黃宗良認為，中國的發展觀念和發展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受
前蘇聯的影響，有些方面還是照搬的�！扒疤K聯發展觀的最大的也是
影響全局的特點是‘優先發展重工業’。”前蘇聯的這種發展觀和發
展戰略離開了以人為本，不能從個人利益上形成廣大人民群眾擁護這
種制度的體制和機制，削弱了這種制度對人心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他
斷定，前蘇聯發展觀和發展戰略的偏頗和錯誤是導致蘇聯劇變、制度
瓦解的主要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