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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社會主義社會勞動和勞動價值問題的思考

2002-07-20 10:42:31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堅持“勞動是價值的惟一源泉”的觀點,既有利于我們全面完整地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學說,又有利于我們正確認識、準確把握各種生產要素、經濟資源的地位、作用,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始終把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所有勞動都參與創造價值和社會財富,這些勞動創造價值的區別在于:有的凝結在物質產品上,有的凝結在勞動者身上,有的凝結在交換過程中。可以說,人們的勞動不再是剩余價值的生產過程,而是創造價值和社會財富的過程。因此,社會主義社會勞動和勞動價值理論的中心任務應從專注于生產方式的批判轉向生產力的提升,從關注價值的分割轉向價值和財富的最大化
  □勞動是財富的重要源泉,技術、資金等經濟資源也是創造財富的重要因素,因此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相應參與社會財富分配也是合理的。但是,勞動以及各種經濟資源參與分配應有一個合理的數量界限,不同勞動參與分配也應有一個合理的比例
  江澤民同志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提出:“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資本主義社會的勞動和勞動價值的理論,揭示了當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運行特點和基本矛盾。現在我們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當時面對和研究的情況有很大不同。我們應該結合新的實際,深化對社會主義社會勞動和勞動價值理論的研究和認識。”最近重溫馬克思主義基本學說,尤其是勞動價值理論,對社會主義社會勞動和勞動價值問題有了一些初步認識。
  勞動是價值的惟一源泉仍然是社會主義社會勞動和勞動價值理論一個首要和核心的問題
  馬克思批判繼承了古典經濟學,如同穿過層層迷霧的陽光一樣,正確揭示了商品的奧秘,建立了科學的勞動和勞動價值理論。商品是使用價值和價值的統一體。“物的有用性使物成為使用價值。但這種有用性不是懸在空中的,它決定于商品體的屬性,離開了商品體就不存在。[……]不論財富的社會的形式如何,使用價值總是構成財富的物質的內容。”(《馬克思主義著作選編(乙種本)》,以下簡稱乙種本,第45頁)。馬克思又說:“如果把商品體的使用價值撇開,商品體就只剩下一個屬性,即勞動產品這個屬性。”“這些物現在只表示,在它們的生產上耗費了人類勞動力,積累了人類勞動。這些物,作為它們共有的這個社會實體的結晶,就是價值———商品價值。”(乙種本,第46—47頁)。馬克思進一步論證,商品的二因素是由勞動的二重性決定的,生產商品的同一勞動過程,一方面是具體勞動,創造使用價值;另一方面是抽象勞動,創造價值。要生產滿足人們各種需要的使用價值,就要進行各種具體形態的生產活動。這種生產活動是由它的目的、操作方式、對象、手段和結果決定的。“這種有用的勞動就是具體勞動。”如果把生產活動的特性撇開,從而把勞動的有用性質撇開,勞動就只剩下一點:它是人類勞動力的耗費……都是人的腦、肌肉、神經、手等等耗費……(乙種本,第50頁)。
  馬克思以勞動是價值的惟一源泉為核心的勞動價值理論以及剩余價值理論,揭露了資本家剝削的秘密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揭示了共產主義必然代替資本主義的真理,實現了經濟學的科學性與革命性的完美結合。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堅持“勞動是價值的惟一源泉”的觀點,既有利于我們全面完整地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學說,又有利于我們正確認識、準確把握各種生產要素、經濟資源的地位、作用,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始終把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在這里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決不能因為科學技術的作用越來越突出而否定勞動是價值的惟一源泉的科學論斷。因為,歸根結底,任何科學成果都是人類勞動的產物、人類智慧的結晶。
  大力發展生產力、不斷增加社會財富是社會主義勞動價值理論的中心命題
  在任何社會形態下,人類的勞動過程都是不斷發展生產力、增加社會財富的過程。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下,勞動創造財富的過程表現為剩余價值的生產過程。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資本主義生產——實質就是剩余價值的生產,就是剩余勞動的吸取。”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在揭露資本主義剝削實質的同時,充分肯定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由于資本追求無限增值、社會必要時間規律和價值規律所決定的競爭使之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經濟發展充滿空前強大的動力。正如《共產黨宣言》中所指出的:“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時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們的勞動不再是剩余價值的生產過程而是創造價值和社會財富的過程。在當今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經濟全球化趨勢日益明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經濟高度發達的大背景下,我們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惟一正確的選擇是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創造比資本主義更高的生產力”,以更加積極的姿態走向世界,參與國際經濟合作與競爭,更快更多地增加社會財富,否則我們就會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規律和價值規律的作用下,與西方國家的經濟差距越來越大,難以體現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可見,社會主義社會勞動和勞動價值理論的中心任務應從專注于生產方式的批判轉向生產力的提升,從關注價值的分割轉向價值和財富的最大化。
  這里有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即價值總量問題。按照經典作家的論述,價值總量是不變的,它是一個常量。個別勞動由于生產條件的差異在相同時間內創造的價值不同,但從社會總體來看,“不管生產力發生了什么變化,同一勞動在同樣的時間內提供的價值總是相同的……那種提高勞動成效從而增加勞動所提供的使用價值量的生產力變化,如果會縮短生產這個使用價值量所必需的勞動時間的總和,就會減少這個增大了的總量的價值量。反之亦然。”(乙種本,第51頁)。這樣一來,人們必然產生疑問: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人們勞動的時間和強度越來越小,在創造越來越多社會財富的同時,怎么可能創造的價值總量越來越小(即使考慮勞動力數量增加的因素)?其實,馬克思曾經科學地指出:“生產力特別高的勞動起了自乘的勞動的作用。”隨著社會生產力不斷發展,人們的勞動在倍加甚至高次方機制作用下必然創造更多的價值,與社會財富的急劇增加是同步的,現代科學和未來科學將為人類創造價值的能力提供無限的空間。
  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所有勞動都參與創造價值和社會財富
  馬克思在研究價值形成過程中,對于創造價值的范圍是不斷擴大和展開的。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五章,關于創造價值的勞動僅限于直接作用于勞動對象的物質生產領域的生產勞動,后來又擴展到參與直接生產物質產品過程中的經理、工程師和其它科技人員的勞動。在《資本論》第二卷中,馬克思分析的范圍從直接生產過程擴大到了流通過程,認為商品流通過程中對商品的運輸、包裝、分類、整理等作為生產在流通過程的繼續的勞動同樣創造價值。在《資本論》第三卷中,馬克思又把供求和競爭因素加進來,即一個部門的勞動總量超過了社會必要的數量,超過部分就是勞動的浪費,不能形成商品價值。在后來的著作中,馬克思進一步說明:在特殊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許多勞動者共同生產一個商品,隨著這種生產方式的發展,這些或那些工人的勞動同生產對象之間直接存在的關系,自然是各種各樣的。馬克思還客觀地把資本家作為共同勞動的管理者和指揮者的勞動看作是創造價值的。
  隨著社會經濟發展,整個社會成為一個密切關聯、相互融合的有機的整體、一個龐大的系統。科學技術迅猛發展和經濟一體化,更使我們看到人類的所有勞動都融會在世界經濟之中。人們所有的勞動都參與了創造社會價值和社會財富。這些勞動創造價值的區別在于有的凝結在物質產品上,有的凝結在勞動者身上,有的凝結在交換過程中(價值只有在交換過程中實現,價值量在交換過程中變化,在宏觀上交換過程包括部門平衡和世界貿易)。例如,教育行業從幼兒園到大學以及各種成人教育,教師的勞動價值是凝結于勞動力之上的,同樣不難理解,衛生醫護人員是維護勞動力生存和發展的。隨著社會經濟發展,人們除了衣、食、住、行等生理需求外,對各種精神需求越來越大,因此文學藝術工作者以及旅游業等所有給人帶來精神享受的勞動都應是創造價值的。
  在當今社會尤其是激烈國際競爭的狀況下,確保宏觀經濟高效有序的運行越來越重要,否則必然造成大量重復建設、無效勞動,難以實現現有技術水平和各種經濟資源條件下的價值最大化,個別勞動的價值很可能變小或化為烏有。從這里就不能看到國家計劃、工商、稅務、海關等經濟管理部門以及其它各行業的公務人員都參與了創造價值的過程。至于軍隊、警察、公安司法等部門,其主要職責是保護勞動者人身安全和合法利益,保障國家安全和正常的社會經濟秩序,其勞動價值顯然凝結于勞動力身上,又凝結于交換過程之中。
  在我國市場經濟條件下,收入分配要合理合法,同時要防止兩極分化
  首先,每個人以自己不同的勞動參與了社會價值和財富的創造,因此參與社會價值和財富的分配是合情合理的,所以我國現階段以按勞分配為主。
  其次,勞動是財富的重要源泉,技術、資金等經濟資源也是創造財富的重要因素,因此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相應參與社會財富分配也是合理的。但是勞動以及各種經濟資源參與分配有一個合理的數量界限,不同勞動參與分配也有一個合理的比例,否則,就會出現收入差別不公平不合理的現象。至于個別國家公務人員除工資外還利用手中的權力參與社會價值的分配,這顯然是非法的,對于這種腐敗行為必須予以嚴懲。同樣,一些人在社會經濟活動中采取欺詐、偷稅等非法行為謀取私利,這也是無償占有他人創造的價值。
  第三,我國多年的實踐證明,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收入分配決不能搞平均主義,人人平等就意味著人人貧窮。因此鄧小平同志提出要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但是,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應該高度重視貧富差別,防止兩極分化。據有關資料介紹,1978年我國基尼系數是0·16,20世紀80年代末為0·28,這種變化是正常的,但從90年代之后便超過了國際公認的合理值,1998年高達0·46,“弱勢群體”已成為人們關注的一個突出社會問題。另外城鄉差別、東西部地區差別等也趨于嚴重。解決上述問題,固然離不開政策調整,如稅收就是調節收入分配、防止兩極分化的重要制衡手段,但更主要的還是靠經濟和社會發展。因此,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要大力發展生產力,不斷增加社會財富,在合理分配的同時,加快共同富裕的步伐。
  劉振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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