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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斯卡、類型片和“美國精神史”
杜慶春
來源：
2003-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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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這70多年來奧斯卡的歷史無疑就是梳理美國的“美國精神史”。
1950年代將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人的富足、和平和自由主義的夢想仿佛變成了現實，渴望穩定和美好生活的美國人從戰爭的惡夢里擺脫出來，反映紐約百老匯生活的《彗星美人》(1950年)和經典歌舞片《一個美國人在巴黎》(1951年)拉開了這個繁華時代的大幕。但是1950年代的這種自鳴得意的神情背后，一種不安、騷動開始在年輕一代的面孔中浮現出來。
種族、性別和性方面的沖突在美國社會的軀體內開始涌動，民權運動、青年文化、同性戀和女性運動開始在這個潛流中生長起來。美國人普遍的樂觀主義精神仿佛和這些社會的潛流隔絕著，即將到來的冷戰陰影預示著后現代社會的來臨。1960年比利·懷爾德的《公寓春光》成為最后一部獲得最佳影片的黑白電影，這好像一個老好萊塢走向新好萊塢的標志。懷爾德在他的喜劇中隱含著一個巨大的詭譎的神情，愛情在變動不安的時代來臨前做著最后的精彩演出。時代的騷動在1968年前夕已讓主流社會無法拒絕，奧斯卡在1967年把最佳影片獎給了《炎熱的夜晚》，一部關于種族問題的影片，同時好萊塢依舊調和性地做著社會和解的春夢，他們把《猜猜誰來赴晚宴》也拉到了奧斯卡的繡球游戲中。但是這一年最具標志性的事件是這場游戲中有了真正的新時代的面孔，它們是《畢業生》和《邦妮與克萊德》。
其實我們不必追憶往昔，從2000年這個世紀之交的時刻到9·１1后的今天短短數年就可以看出時代的政治風向。2000年最佳影片給的是一部處女作《美國麗人》。這時候克林頓的民主黨的美國被稱為“粉紅色的”，這是民主黨自由派從肯尼迪遇刺事件上臺后又一個黃金時光。在《美國麗人》這部作品引起美國社會爭議的時候，克林頓還出面稱贊這部作品。這部作品是好萊塢中很少見的帶有自省和自嘲意味的作品：一個一事無成的中年人在一次看起來不道德的感情風波后，面帶微笑地死于一個右派的槍下，這個右派殺害這位鄰居的原因是他相信自己的兒子和鄰居發生了同性間的肉體關系。而這個鄰居或多或少是1960年代末左派運動的“余孽”，這部作品暗含著豐富的當代史內容。一個看起來由大量好萊塢電影打造的社會意識完整統一的美國社會，終于在一個典型的美國中產階級社區內部出現了裂痕。有趣的是，克林頓在贊揚這部電影之后，民主黨便輸掉了大選。而次年的奧斯卡的戀愛癥候來了一個大轉換，他們選擇了《角斗士》。在一個整天在自己農場接待“好友”級外國政要的小布什總統上臺之際，這種選擇有點甜得發膩了。一個人為了愛情家庭和國家去犧牲，當然是這位崇拜肯尼迪與里根的牛仔總統所感動的英雄，里根-撒切爾軸心帶來的回歸旋律再次奏響，我們看著一個個美國經典樣式的英雄人物你唱罷了我登場。這些英雄中拉入了納什這樣的諾貝爾獲得者，納什的精神強迫癥被定義到冷戰的意識中，長期以來在民眾中的“冷戰思維強迫癥”到現在也沒有消失，尤其9·１1的天災變成一種天賜機緣，這種集體發夢正是這個家族夢寐以求的表現良機。
眼看著2003年的紅地毯就要鋪上，不禁想起2002年的中國媒體對最佳外語片的預測，媒體幾乎一致看好《天使愛美麗》，而結局是他們根本沒有想到的《無主之地》。這很好地印證了奧斯卡大資產階級的“深情”如何和中國小資情懷的娛樂媒體人的“柔情”拉開了差距。人們也許在這個時刻就只需要《指環王》的瑰麗神話或者《紐約黑幫》的黑色寓言。這個晚上需要英雄的神話和豪情，表達資產階級審慎的思考和關切，比如《時時刻刻》里的女性意識和文學氣質。但愿這個夜晚最好不是在海灣戰火里的一場《芝加哥》般的歌舞盛宴，但是誰敢在這個時候下斷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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