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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藝謀：李連杰很冤

2001-11-27 13:12:09

    自電影《英雄》開拍以后，找張藝謀采訪就成了全體娛樂記者的最大奢望，誰想到這樣難得的機會竟被與娛樂素無瓜葛的本報經濟部記者朱茵給撿到了，更難得的是張藝謀能以輕松的心態，敞開心胸掏出了不少心里話。我猜想，興許跟他最近剛獲得莫斯科電影學院電影學名譽博士有關———人逢喜事精神爽嘛。除了談電影，他也沒忘了借此機會幫李連杰辯白———這是“撞人”事件發生以來，張藝謀首次向媒體表態！　　　　　　　　　　　

    　　　　　　　　　　　　　　　　　———編者

    １１月２４日，浙江橫店微寒的夜晚，記者與來自北京、上海、成都的四名同事采訪了張藝謀導演。與其說是采訪，不如稱之為聊天。因為到達之后，劇組要求免問《英雄》內幕，使得大家之前準備的提綱毫無用武之地，干脆拋離工作，揀自己關心的事情來說。對面的張導也像他自己說的，以陜西人質樸、踏實的個性，坦誠地將自己平時思考的事情完整道來，氣氛十分隨意。

    由于前幾天《英雄》的三位主角梁朝偉、張曼玉、陳道明在內景拍攝過程中感冒，所以當天劇組提前收工。據張導說，平時的拍攝工作分兩班：早上六點半到下午四點半，是早班；下午四點到凌晨一兩點這是中班，換一撥工作人員，而他本人就一直接下來。以下午我們在拍攝現場見到的打斗的一幕來說，雖然在銀幕上可能只有１分半鐘，但是劇組將拍上１０到１２天。

    　　　　　　　　　　本報記者　朱茵

    前不久，《英雄》劇組的車在九寨溝撞傷人，有人指李連杰在肇事車中，有關這一事件的新聞一時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李連杰的形象也因此受到影響。對此，記者趁采訪之機，請張藝謀導演澄清真相，并談談對此事的看法。

    “車禍”事件對李連杰的影響很大，他有苦說不出

    張藝謀（以下簡稱張）：個別媒體的說法特別不好，一口咬定他在車上，這個很糟糕，這是胡說，我覺得媒體不負責任，對李連杰的影響很大。他是一個全球影星，很多影迷、媒體都在議論這事，走之前（記者采訪期間，李正在上海放假）我見到李連杰，感覺他承受了很大壓力，他認為事情說不清了，他就變成一個冷酷的形象。

    這就變成什么呢，不管責任在誰，你坐在車上不下來，你就沒有起碼的人道主義和道德。這個東西一出，越描越黑。我很體諒他，他多少年什么緋聞都沒有，塑造了一個正面形象，也算中國在國際上的一個明星，結果那一天，他就接了外頭打來的幾十個電話，弄得他有苦說不出，他還說我不能出面去解釋，他不愿意把這事情擴大化。

    其實李連杰這個人跟他平常的“打”的形象是兩回事，他是一個很謙和的人，很有職業道德。他信奉佛教，平常很平和。這事對他影響很大，人家說你這形象怎么這樣呢？有調查說他在青少年心中的形象下降，他的一些事情馬上被停了下來，他有苦說不出。

    現場的解放軍、武警、保安證明那一天那時候，李連杰正在鋼絲上吊著呢。

    我們現在澄清都來不及了，我們都是一個攝影組的。我們一開始沒有預料到（媒體）推波助瀾的力量，不吭聲，不想說，只委托一個律師去辦。

    劇組已經做了很多工作，包括一開始家屬要求５０萬元押金盡快到位，其實現在任何單位撞車，馬上拿５０萬元現金擱那，很少有。５０萬元到賬，對醫院說，抵押你用多少都可以。劇組一直低調，報道一出，開始沒有在意。現在我們說他不在車上，說了不算數，人家說你是替李連杰說話。鬧了半天我們得拿旁證，找誰呢？那天在現場為我們值勤的解放軍戰士、武警戰士、保安證明那一天、那時候，李正在鋼絲上吊著呢。只能這樣，他自己不能這樣說，要不然就成了狡辯。

    這事我事后才知道，媒體報道了，制片部門才告訴我是這么這么處理。我的看法很簡單，我們盡最大的人道主義幫助，我們請示投資方，投資方說你得趕緊給人治療，這是個交通意外，是個不幸，大家都不愿意耽擱治療。這也是依照法律辦事，全部委托給律師，主要根據交警部門的處理。

    今天在網上看到病人病情減輕，我們感到很高興。

    怎么拍起動作片來了？

    記：您怎么忽然嘗試起拍動作片來了？

    張：我一直喜歡武俠，是個武俠迷。第一次看武俠小說在６０年代，《鷹爪王》，１７本，每本都很薄，那時候文化大革命，沒什么東西看，大家都傳，你拿第三本，我拿第八本，全亂了。里面很多人物我至今記得，都二十多年了。其它的，金庸比較傳統，章回形式；自己比較喜歡古龍，有氣勢，溫瑞安不錯，把古龍發揮到極致，但是后來過于極致。

    自己一直想拍武俠片。兩三年前我們開始編這個劇本（《英雄》，編者注），一開始想改金庸、古龍的小說，改出個眉目，再找人買版權，改了一圈，不行，后來干脆自己編，差不多編了兩三年，等我們編好了，寫出劇本，頗為得意的時候，人家李安的《臥虎藏龍》（頓了一頓）成功了（大家哄笑）。我們編得挺早，結果還搞得外面說我們跟風。

    但是《臥虎藏龍》確實給市場帶來很多好處，打開了一個很大的市場，西方對這類題材比較關注，我們可以獲得比較多一點空間。現在一堆武俠電影冒了出來，很快就會把這個市場搞砸，李安打開的這個市場還可以挺兩三年，但如果都是次的片子，就完蛋了。現在我們自覺不自覺承擔了這個責任，如果我們成功了，這個市場又可以挺兩三年，兩三年沒有一兩部好片子，這個市場的熱度很快就會減下來。

    記：市場定位方面，考慮西方觀眾多些，還是中國觀眾多些？

    張：我自己不了解西方，不像李安對西方市場、西方受眾有那么好的定位；我也沒有李安那么好的英語。我這人以前不就是農民導演嗎（笑）。但是我想世界市場是一定需要的，片子投資大，要讓老板不虧錢，我們就不能只關注國內。盜版破壞了國內市場，現在一部片子賣３０００萬已經是了不起的數字了，這當中制片人只能拿回１０００萬到１５００萬，這就是１００多萬美金，這哪成？填牙縫都不夠。

    有時候你會發現，把想象中的東西轉換為世界上有形的東西是件很好玩的事情，也很難。

    記：《臥虎藏龍》的動作具有失去重心的美感，你如何在《英雄》當中表達武俠的風情？

    張：這個不能多說。希望盡可能在這部片子中保持自己的個性，保持創作的新鮮的感覺。因為故事是我編的，所以有我自己的獨特感。

    《英雄》是部商業動作片，我會在這部片子里加入個人對中國文化的理解，一些個人的東西，讓它好看，有意思。李安說得對，武俠是每個人想象中的世界。有時候你會發現，把想象中的東西轉換為世界上有形的東西是件很好玩的事情，也很難。比如說，武俠小說中刻畫那一劍的風情，一出劍的力量、速度，你有很多的想象空間，很過癮。這一劍擱在電影里就這一下（手一伸，做出劍狀，大家笑），不可能有這么大的魅力。然后你要轉換這個感覺，我是第一次拍武俠片，要把握、適應這個情況，力圖拍出個人特色。

    實際上《英雄》是獨特感與商業因素的結合，完全說獨特感，那是不行的，那是實驗電影，老板就死定了，等于拿別人的錢過了一把癮。所謂商業因素包括好看的故事、情節、節奏、大的場面。

    記：今后還會不會多拍幾部動作片？

    張：有可能，至今拍了《英雄》的大部分，我不覺得有多吃力，我老跟他們說，下回拍我就知道得提前做什么什么準備。我喜歡武俠，我還會拍。

    做一件自己沒有做過的事情，有自己的體會，就夠了。還有最重要的一點，要讓投資方收回投資，這也是一個導演的責任。

    記：我覺得你應該更多拍現實題材的片子。

    張：不一定。我自己特別不想固定，有意做了各種嘗試，比如散文、詩化電影《我的父親母親》，我就沒有一點這種氣質，做夢都沒有。不知道是張曼玉還是張艾嘉，看完把我拉過去說，我從來沒見你這一面！

    做一件自己沒有做過的事情，有自己的體會，就夠了。還有最重要的一點，要讓投資方收回投資，這也是一個導演的責任。這方面我保持了一個良好的記錄，所以我從來就不愁沒錢用。

    記：您有拍西片的機會嗎？

    張：十幾年來一直有，但我不會英語。

    記：吃這個虧？

    張：那不是，一個人一個樣，一個人知道自己吃幾碗干飯。我一定以華語為主。這么多年一直有人找我，說語言不就是工具嘛，不要緊的。我找不著感覺，沒把握。讓《秋菊打官司》說英語，我能找到感覺嗎（笑）？人就不像。這里面有文化和歷史的原因。

    《臥虎藏龍》就是給西方觀眾拍的，他有針對性，成功是必然的。

    記：《臥虎藏龍》作為武俠片，在西方是一片叫好，但是中國人看的時候甚至會睡著。

    張：李安在西方受過教育，英語很棒。《臥虎藏龍》的所有字幕都是李安最后審定，親自改寫的。一般電影演員說三句字幕只能打兩句，非常凝練，李安會對字幕作一些調整，他的定位很準，外國人一看很過癮，非常感動，全都明白，能接受。我們看的《臥虎藏龍》不一樣，是原版，加上發哥、楊紫瓊的國語水平，觀眾很難入戲。《臥虎藏龍》就是給西方觀眾拍的，他有針對性，成功是必然的，他在美國市場創造了兩個我認為是難以突破的成就：取得外語片———不僅僅是華語片，包括法語片、意大利語片———的最高票房紀錄，一億多；這么多奧斯卡的提名與獎項。因為美國強大，是世界的文化中心，所以他獲得奧斯卡獎全球矚目，我們不能說這個獎的藝術價值是最高，但是當中的商業價值、含金量是最高的。我不可能奢望有這樣的成就。這樣的機遇加上他的能力，《臥虎藏龍》取得空前的成功，我很佩服他。

    由于在坐的幾位記者都是《活著》的超級影迷，表示《活著》不僅是他們最愛的片子，而且都看了四五遍。所以張藝謀特別談論了《活著》。

    《活著》比《紅高梁》的內涵深厚，中國的這類題材是最多的，因為中國人在這幾十年的時間里最難決定自己的命運。

    張：《活著》比較耐看。剛拍出來的時候我有一個預感，可能通不過，所以希望大家先睹為快，犯了一次規———本來沒有送審的電影不允許公開放映，我在北京放了一場，作為內部觀摩，實際上，文藝界的很多人都來了，有１０００多人。當時看完后，大部分的人反應是不理想。《活著》是一個主流電影，通俗的故事，沒有風格化的處理，沒有《紅高粱》、《大紅燈籠高高掛》的視覺張力，沒有新鮮的處理手法。《活著》很平實。當時圈里有人告訴上面十個字，說《活著》“政治上反動，藝術上平庸”。當時是１９９３、１９９４年，大家都很期待形式上的創新、獨特性，對平實的內涵看不上。到現在差不多是七八年的時間，我屢屢聽到像你們這樣觀眾的反應，告訴我他們最喜歡《活著》，看了很多很多遍，包括像章子怡這樣的年輕人，都告訴我看了四五遍。《紅高粱》都沒人告訴我看了多少遍，只有《活著》才有這樣的反應。《紅高粱》在內涵上遠遠沒有《活著》的深厚，它有初生牛犢的一股子勁。

    每個國家，只要是這類電影，都很厲害，是大的跨度。在大的政治背景下，人像是汪洋中的一片樹葉，根本不能左右自己的命運，很無奈的。中國的這類題材是最多的，因為中國人在這幾十年的時間里最難決定自己的命運，所以《活著》這類電影我們可以拍好多部。但是很難通過。

    對于藝術，記住一點，表現苦難的題材，都特別有內涵，在苦難中人的命運，這是藝術最重要的一點，力量全部產生在這里。就連一些喜劇，例如卓別林，題材也涉及苦難、小人物的命運。這么多年來，中國人歷經苦難，有取之不盡的題材，我希望在我未老、腦子還好使的時候，可以拍一些好故事。

    《活著》里面有很多我自己的體會，像吃饅頭撐了，就我自己看到過。現在時代不一樣了，是消費時代，人是比較膚淺的，基本上以消費、娛樂、休閑、享受、生活為主要目的，但這不怪人，人就是這樣的動物，年輕人有很多時尚的東西，你不能責怪他們。只有當人經歷了苦難的時代，他才會反思苦難的來源，特別深刻。

    　　　■采訪　本報記者　朱茵

《南方都市報》 2001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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