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拍攝《霸王別姬》、《荊軻刺秦王》等片而確立其第五代導演代表人物的陳凱歌結束了好萊塢電影《溫柔地殺我》拍攝后，回到國內潛心拍攝了一部小題材影片——《和你在一起》，在新片即將上映之際，本刊就該片所涉及的各種問題采訪了該片導演陳凱歌和監制黃建新。
受訪者：《和你在一起》導演陳凱歌
受訪者：《和你在一起》監制黃建新
選擇這個題材首先是被打動了
陳凱歌導演以前拍的電影在題材上大多是一些歷史性的或史詩類的，但是這一次是一個現實生活流的小故事，為什么會選擇這樣一個小故事來拍？
首先是他被打動了。
這個題材應該說是看到的，不是選中的。就是中央電視臺有一個節目，當時畫面上有一個人坐在宿舍樓的門口，正在點門票，有一點錄下來的雜音是他對一個熟人說：這是我兒子。就是這么一個場景，當然沒出現在電影里，可是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照剛才建新的話說我是被打動了。后來我一問，北京差不多有十萬琴童。過去一般說學習西洋樂器，都是富貴人家茶余飯后用來消遣的，沒當什么正經事兒，那現在也有一些經濟條件比較好的人家，送孩子去學琴的，但是大多數人家都是家庭境況一般，而且多半是受了成名成家的思想的驅使，帶著孩子到大城市，租一個小房子、一間地下室，非常艱難地學習，這種情況北京、上海都一樣。所以現在的孩子上音樂學院，真正喜歡音樂的是少數，把它當成一個有明確目的事兒的是多數。
黃：這事兒說小是小，說大就大，它牽扯到很多中國人的一個夢。
陳凱歌的片子每一部和每一部雖然都有不同，但是骨子里的東西是一脈相承的。那么這一次導演風格的轉變是否有什么原因？
最簡單的原因還是故事。以前我拍每部電影接觸到故事的時候，我都想我能做點什么。但是我在做這個題材的時候，心態比以前要平和。因為做導演做到一定時候，會發現跟你所拍的對象的世界有一些距離，你其實不太明白對象的思想或行為，你只是一廂情愿地表現。所以說我不是特別注重從技術上講所謂的風格，比如說在學院里經常提到的各種風格，長鏡頭啊，蒙太奇風格啊，或是好萊塢的風格，或是法國電影的風格等等，這些東西我都沒想，我覺得該是什么就是什么。
當然從一個觀眾的角度看可能會覺得陳凱歌以前的作品都是歷史的題材或是有史詩的背景，現在怎么變成這么一個現實的故事。可是從我自己的角度看，我認為我該有的還有，我得不到的還是得不到。我作為一個拍電影的，受了一點觸動，就拍出這么一部電影，這是很自然的事情，我也不愿意往大里歸納。
這個電影有很多是我個人的幻想
但是現在一般觀眾都好像比較喜歡那種傳奇色彩的東西，像秦始皇啊，還有霸王別姬里的人物關系等等，那么這部片子只是講了平凡的生活，在商業上會不會跟以前的幾部電影有差別，對于這個問題，兩位導演是怎么考慮的？
我們經常討論歐洲電影是建立在什么之上，它不同于好萊塢的地方是建立在什么之上，其實它就是建立在人物的心理活動上。我所感覺到的就是凱歌在這部電影里表述的情感恐怕是全人類共有的情感經歷。我很難用大小來形容一部電影，可能我們拍得一部很大的電影是表現了一個地域的情感，而我們拍了一部很小的電影則反映了全人類的情感。
其實在這么多年中國電影演進的過程中，我是相當關注的，我不是糊里糊涂地在做事兒。我為什么會寫一本《少年凱歌》，距離現在也十年的事情了。就是因為我覺得“文革”的坎兒一直過不去，為什么過不去？“文革”到現在只是一只蟲子變成了一只蝴蝶，但它終究是昆蟲。還有美國大片，我們現在實際上是被美國大片征服了，就像當時八個樣板戲征服了全國人民一樣。我總是認為檢驗一個社會是否是一個清明社會的標準是看它是否是多元的。
現在說生活的平凡性和這種電影本身具有的傳奇性，我從來沒想到這兩者是能夠融在一起的，一來生活很精彩，生活中的事情也很難說是平凡，特別是在這個時代。另外有一點很清楚就是我并不覺得這個電影是全然真實生活的反映，有很多事兒是我個人的幻想，我個人從這樣的幻想中得到了很大的安慰。總之我不把它說成是一部求真實的電影。
我認為中國電影一定要做市場
這不是一部好萊塢式的電影，按黃導的話說是情感的比重大一些，但是現在的觀眾進電影院，如果說是為了情節的東西可能比較容易，但為了情感的東西恐怕會有些難，那如何把這種情感化成票房？
這部戲在策劃之初，就已經考慮到票房了，所以發行方很早就介入，當然條件是不能干擾我們拍攝。但是他們有時候比我們還樂觀，有的地方我們還有些擔心，但是他們說沒有問題。我是覺得任何時候情感對于電影都很重要，比如說前一段的《星戰前傳》，我的一個朋友看了一半就退場了，說因為里面的情感表現一點也不能讓人滿足。我覺得中國有這么多人，只要你把一件事情做對了，那只要是喜歡這一類影片的人就能夠保證市場。只要是在正常的情況下，中國電影的生存應該是不成問題的，我們現在這種情況是不正常的，是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干擾的。
這個片子在策劃之初就是建立在一種非常理性的基礎之上，我們要做中國電影的市場，不是漫無邊際的希望。這部電影從投資的角度就定下來不會是過高的票房，要是說我想要憑這部片子創下一億美元的票房，那肯定是不切實際的。但是我想收回成本，或者再有一些盈利是可以做到的。所以說世紀英雄公司之所以投資這部影片，是考慮到在國內市場收回投資的情況的，所以這首先是一個保證，這種保證使我們有一種主動性，不至于盲目地認為這樣一部電影在國內市場上可以賺大錢。
我曾經跟黃建新，還有韓廠長這樣一些有志于中國電影的人士反復談過，中國電影一定要做市場。這個做市場不是說只是要拍大題材的動作影片，高投入的，全明星制的，不是這樣的，市場的概念是很寬泛的，包括眾多的因素，題材也不會是單一的。但是可以這樣說，我們拍一個電影不是拍給自己看的，也不是拍給學院派人士看的，甚至不是拍給影評人看的，我們拍電影是給大眾看的。
我覺得中國電影的現狀是處在戰國時期，有諸子百家，而且諸子百家都互相叫板，各人都說自己是最好的，罵別人是垃圾，你這不對，我這個對。但最后總歸是要出現一個融會的過程，這是一定的。
成功是什么？成功就是得到了認可
借用這部影片中音樂老師關于音樂的說法：你們覺得這部電影是一部好的電影還是一部要成功的電影？
事實上我沒有十分明確地把好和成功區分開來，這只是在我們這些做電影的人所做的極端的隔離，就好像你的音樂已經達到了跟上帝交流的程度，你已經登峰造極了，但這跟成功沒什么關系。成功是什么？成功就是得到了認可。那小孩需要回答的問題是我要以得到認可為目的還是我高興學音樂，那其實一個目的我已經得到了，就是我在拍這部電影的過程中我得到了快樂。那么另一個目的是否被認可要靠觀眾來說了，就從我們自身拍攝來說，我們是非常理性的。
如果發行、宣傳等方面都做到了預期的策劃，那就會是成功的。
在開拍的時候，建新就跟我說你這個時候就什么都別想了，你好好去拍。我的意思是說當你做那么具體的事的時候，把你的感受傾注在你的創作中的時候，你一定沒有去想成功這兩個字。我拍戲的時候也沒有去想成功，這是兩個環節的事。
我感覺王志文所扮演的角色有一種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那種書生的狷狂，而第二個教授是受過西洋教育的知識分子。好像前一種是好音樂、后一種是成功音樂的代表，那這是不是影射當下整個中國文化界，到底是要好的東西還是成功的東西？
有這種含義。但不是說中國知識分子或是受過西洋教育的知識分子，而是整個社會的功利取向。在一部電影里所能判斷的東西不僅僅是直接的和尖銳的東西，第二個教授是可以指揮的機器，雖然他反復強調音樂中不能沒有感情，但是他的教學方式和訓練手段和感情無關，我們做的是理性的事，別牽扯感情，這才是成功的必經之路。
至于對這樣的人怎樣做價值上的判斷是觀眾的事。當然我是有我自己的取舍的，其實你剛才問的問題就是說，你有沒有功利的目的，有的。但這不妨礙我在電影中提出有關功利的問題，坦率地說，我們都曾經長期地被功利的思想所困擾，這是一句老實話，這也就是我為什么要拍這樣一部電影的原因。我很喜歡這個小孩，這個小孩真的代表這個社會最普遍的價值觀的反面，只有小孩能做到。在小孩心目中我不管你怎樣，我就是看不起你這一套，可是只要他長大了，就再也不會是這樣了。
我一直有這樣一個主題，就是少年的主題，從《黃土地》里的憨憨就開始，到《霸王別姬》這一群小孩，我覺得小孩十三歲以前無性別，無社會認同感，無道德價值觀，但是只要成人了，自尊就出來了，選擇就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