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大家看到的我是一個穿著棉襖的馮小剛，我覺得這本書起碼做到了讓我不僅是脫掉了棉襖，也脫掉了毛衣，穿的是一件短袖襯衫。但是短袖襯衫里還有背心，完了以后才是一個赤裸的上身
早春二月，萬物都在復蘇。
眼見著馮小剛像一只被迫睡了一冬的蟲，躍躍欲試踢打著拳腳站起來。2003年春天最初的風里，到處是他舒展筋骨的聲音———剛剛才見他四處登臺，高聲為《卡拉是條狗》喊場，為一部新導演的小制作歡喜得有點兒口不擇詞，好像還給自己招了點兒麻煩。接下來，3月10日，電影《手機》要開拍，消息已經陸續飛滿各路媒體的文化版頭條；然后，4月1日，他在2002年最郁悶的那個冬天里寫的書，要出版了。
關于自己的2002,馮小剛選了一個詞叫“蟄伏”，并為此鄭重向人確認這兩個字的讀音。2002年作為導演，他諸事不順，“想干什么什么不成”，一年里，到處聽到他的怨懟聲音———“板凳隊員”、“因傷缺陣”、“不得兩拳出擊”……最后，他拿起了筆，“準備寫寫2002年怎么不順”，“身經世態炎涼歷盡種種坎坷總有一肚子的委屈渴望向人傾訴”。然而，2002年12月23日京城飛雪的那一天，當他用一句“愿眾生平安，天下公平”收尾，放下筆，他的心情已不復從前，書，也完全寫成了另外一個樣子。
3月3日下午在北四環附近一處簡易賓館，電影《手機》劇組駐地，聽馮小剛談他的書。起初他不斷地接打手機，好像在為一個還沒定下的演員分神，眼睛也躲閃著不太愿意看人。后來好了，安定下來，3個小時采訪，意甚誠懇，而且話語質量相當高，說到興頭上，會突然起身收腿，把自己在沙發上卷起來。
訪談馮小剛已是第三次，他次次不讓我失望。
-你真正覺得有意思的事兒你是不敢寫的
記者：先問你寫這本書的初衷。印象里從《甲方乙方》開始，連著每年都有你的片子，而且差不多都在歲末年初這個時段，據說最忙的時候17天要去21個城市接受采訪。是不是2002年突然“空”了，而你已經不習慣在這個時段不發聲了？
馮小剛：寫東西的想法由來已久，而且發現用寫劇本無法取代。劇本寫了很多，但是越寫變得越技術，你知道你描寫了好多沒用，演員不可能把你的內心給演出來，你只能給他化成臺詞，變成話。寫小說也不行，我特別功利，你要想到一個東西可能寫成小說，馬上就著急了，就想還不如直接寫一個劇本我自個兒拍了得了。
寫自己的事兒，以前沒敢想。一想你就膽怯了，你真正覺得有意思的事兒你是不敢寫的。就像現在這個東西，我得躲，東躲西躲。
記者：我看出來了。
馮小剛：如果我徹底地就無所畏懼了，我覺得寫個30萬字也能寫，而且比這個好看不知多少倍。但那樣，恐怕我就甭打算在這個世界上生活了。而最早，我還沒想到能這么躲著寫出來。
我跟記者們說“寫個書給冬天解悶兒”，那是實話。2001年4月份《大腕》開的機，6月份結束的。從那會兒到去年的九十月份，這已經是一年多了，什么都沒干成，我心里頭有點兒不適應這個。我還從來沒有過這種，就想著，別2002年一年就這么過去了。那時我還沒找到《手機》呢，也不知道下邊能夠找到什么。我就出來一種傾向，特想抓一本子就拍，我覺得這個特別可怕。為了杜絕這念頭，我想與其抓一本子就拍還不如抓一本書就寫。
等我想好了要寫也開始動筆了，這時候就想到《手機》這事兒了，而且沒想到劉震云說“我可以寫這個劇本”。這樣我就特別踏實了，心態反而放松了。如果我不是這樣，寫書的時候心里可能充滿著一腔怒火，什么電影局不通過你這個劇本也好，什么我沒轍怎么弄都不行……可能就變成一種聲討的心態，不如意的心態。而現在，有這個《手機》在那兒，就跟一開始要寫的那個心態完全不同了。
-我這個電影現在越來越老得是雜糅著很多別人的意志
記者：看你的書，我覺得主要有幾部分內容，一部分是說事兒，說經歷，比如“好夢”公司的興衰聚散，比如你的2002,比如你跟徐帆；還有一部分是，像您說的“人到中年，不吐不快”的一些東西，對好些東西的看法，比如“偽另類”有多招你煩；然后還有一部分，平時不方便說，或者當面你說不出來、不敢跟記者說怕他們給說“走”了的話，你在這兒說了，比如說跟馮鞏說“鞏哥，真的很抱歉”，跟姜文提意見，指出來他最大的敵人是“淤出來的聰明”，忠告“凱爺”陳凱歌，“象牙塔出不得。神秘感沒了不說，跟他們比生活自理能力您還真不見得是他們的個兒”。
我想問，你最喜歡的，覺著說得最好的，說得最過癮的，是哪一部分？我最喜歡你寫圈里人的部分。
馮小剛：有承受力的人，寫到他們的時候，我就覺得好寫。但很多人，他們的承受力都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就躲來躲去。
其實我認為那個電影，只反映了我一部分的想法，還有一部分是大家不了解的、不知道的。比如說可能大家存在著一種印象，我每天就是嬉皮笑臉地弄這個喜劇，用的很多想法，都是小品的包袱啊什么的，就覺得好像我的認識水平也就是這樣。
我也想通過這個書能夠把我的內心的另外一部分也讓觀眾啊、讀者啊明白。這方面東西在電影里頭展現不出來。而且我這個電影現在越來越老得是雜糅著很多別人的意志，你克服不了。
記者：比如？
馮小剛：我一拍電影，贊助商就都來，制片人他就需要。然后贊助商就會有要求，這兒跟你說擱一個電話卡，這個說你展示一下我這手機。而且，在我可預見的將來就是這樣。為什么《溫故一九四二》到今天就拍不了？那么一農村逃荒的電影，擱不進這些東西到里頭去，所以它也就在那兒擱著拍不了。只讓你拍現在的戲。你就是劇本寫得再地道，再結實，最后被這么三洗兩洗出來的就不一樣了。
只有我寫書，我能，誰你都管不著。可電影里就充滿了這些個東西。
-我只有通過這個途徑才能讓人了解我是另外一路
記者：但這話也可以這么說啊，這是你自己妥協的呀，你可以堅持啊？
馮小剛：我可以堅持，那我就甭拍了，我還沒有傻到那個程度啊。
記者：但是現在以你的號召力，應該是這家不行，另外一家也會撲上來的。
馮小剛：任何一家都一樣。說來也奇了怪了，比如說路學長這個《卡拉是條狗》，從頭到尾就是我攛掇，制片人、導演、演員，我在里頭給他們幾頭就合，讓這個事兒成了。到了我發現，反倒他們給路學長投資的時候吧，沒有這個期待，甚至從一開始就想，這個片子可能賠，結果是他們這些導演倒是能在片子里相對來說堅持住他自己的那個東西。
到我這兒不行，因為你是一商業片導演，他在你這兒考慮的，就是一分錢能不能賺兩分錢。你說那對，你找不到這一家，那一家就馬上躥上來，但他們算賬的方式都一樣。
所以，我要寫這個書，因為我只有通過這個途徑才能讓人了解我是另外一路。
記者：那你有沒有想過怎么造成的這個呢？人為什么就在你這兒是這種嘴臉呢？
馮小剛：原因就是，我覺得吧，你不能坑人，你拍一片子不能“一將功成萬骨枯”，就你自己成了，多少人都趴下了。我覺得這些人這錢，尤其私營電影公司的，他對電影有這么一份熱愛，我首先想不能讓人賠錢，你要盡量地讓它適合市場那東西。從一開始這么定調來的，就是說我是一個商業片導演，但我不是一商人。很多藝術片的導演，他們絕對是一精明的商人。任何一個說“我覺得馮小剛他們就是錢串子腦袋”這種人，他拍片子的時候，他首先告訴你，“沒實力你拍什么電影啊，我就是這價兒，賠不賠跟我沒關系”。
就是說我們這個社會吧，它充滿了這種“撐死膽大的，餓死膽小的”，有這么一幫人，他們做出了一種“偽霸氣”，這樣“偽霸氣”一下兒唬住了中國人，人還特吃這套。你呀，特別真實地表露你的心懷，我覺得你別坑人，別騙人，不是那么回事兒非把自己給架成那樣，完了呢，造成一種你高深莫測。可你要跟說：“我覺得這東西不深，它很簡單，其實就這樣。”人馬上覺得你，淺!
我有時候最氣不過的，就是說，你一個人按這個規矩在做事兒，另外的人都不按這個游戲規則玩兒，但是不按這個游戲規則玩的人，反而比你要得意。我覺得它慢慢有點兒改變我，就是說，那我也可以這樣啊。既然這樣，那不如我也這么來。
記者：你現在也這么來了？
馮小剛：我是希望我能這樣。
-我基本上還處于把電影當飯吃，為了保住飯碗必須急中生智克敵制勝的檔次上
記者：你書里有一些說法我喜歡，挺絕妙，比如巴頓和加里森敢死隊那個比喻。你說：“電影對于姜文來說，是非常神圣的一件事。他認為電影應該由愛電影的人來從事這一職業。這種愛應該是非常單純的，不顧一切的，不能摻雜別的東西的。對照這一標準，我總有一種不好意思的感覺，像做了對不起電影的事，把電影給庸俗化了。因為我基本上還處于把電影當飯吃，為了保住飯碗必須急中生智克敵制勝的檔次上。這可能和我的處境有關，也和我的性格有關。我不能全押上去，奮不顧身只為登頂。我首先考慮的是，如果輸了，必須在最大的限度上減少損失。就像一場戰爭，不同的人都投身其中，大家也都很玩命。但巴頓那號的是從心里熱愛戰爭，想法非常單純，目的只有一個，在戰爭中成為最牛的勝利者；而加里森敢死隊的哥兒幾個雖然打起仗來也很敬業，卻個個心懷鬼胎留著后手。巴頓如果戰敗了，叫戰犯；加里森敢死隊那哥兒幾個戰敗了，就拉出去槍斃了。所以巴頓是不怕付出慘重代價的，重在過癮。加里森敢死隊卻絕不能有任何閃失，為了保住小命必須確保勝利還不能犧牲。兩種戰爭的參與者，境界完全不同。”
我想問你，就算你到不了巴頓的份兒上，也不至于把自己定位在加里森敢死隊啊？
馮小剛：我覺得這跟我的出身是有關系的，我們家就是這么一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記者：可我看這個書才發現，你不也是一個“大院”里長大的孩子嗎？那跟王朔他們那種應該也差不多？
馮小剛：我們是地方的，他們是部隊的。而且我住在那兒，但是我在那個院兒里頭就沒有優越感。因為我父親跟我母親離婚了，我父親是右派，在我們那個院兒里頭掃地、弄廁所啊，誰過來都能踢一腳、數落他一下什么的。后來我爸爸就有點神經了，他被迫害得神經分裂了。所以我就非常理解這個生活在那個……
記者：底層？
馮小剛：對對，這些人的那個。比如我看《卡拉是條狗》吧，我就特別喜歡，我覺得這個不矯情，不是“偽霸氣”，它真是這樣一個小中見大的。所以，你要讓我現在拍一個《大決戰》，其實有的時候我也愛看，我也愛看這個毛澤東，但我體會不到這種大人物，或者是像秦始皇這種人，達官顯貴、王侯將相，我和他們心理上溝通不了，沒有渠道，不能進入他們內心世界。但像《卡拉是條狗》里的老二，像我那些電影里那些人物，沒一個是大人物，這些人物他們怎么想的，我覺得能夠想得通。你像劉震云寫的《一地雞毛》，單位里那些人，我對這種人有感覺。我對大人物沒感覺，我從骨子里實際上是反感他們的，我甚至也反感那些，借著父輩的福蔭上去，他們這種人，我就不佩服，因為不是從他這一代打的江山。而劉震云也罷，我也罷，王朔也罷，我們是自己，從我們自己開始，這個天地是我們自己弄下來的。
-我不是“偽霸氣”，我是“偽自信”
記者：我覺得你好像有一種情結，你覺得你先天資源就是少的，你是孤單的，你是被排斥的……
馮小剛：我自卑感很大。另外呢，我也不是特別自信的一個人。但有時候還要裝出來一番特別自信，我不是“偽霸氣”，我是“偽自信”，我不自信。很多時候我再堅持一下，可能就能按照我的想法來了。但我呢就覺得別傷人，另外我怕這事兒黃了，心想別因為這種堅持這事兒黃了。所以我發現制片人也抓住了我這個弱點，演員也抓住我這個弱點，很多時候。
后來我一想，并不是我想這樣，是我的出身決定了我這樣，我的家庭情況。滕文驥跟我說了一個，我覺得說得特別對，他上電影學院的時候是六幾年，他們班里頭有一半兒是高干子弟，滕文驥總結就是，說這個干部子弟和這個老百姓的孩子啊，最大的區別就是，干部子弟從來不撒謊，這是他們最大的優點，為什么？他有承受說真話造成后果的能力，他不怕這后果。
記者：他付得起這代價。馮小剛：滕文驥就總結在他們上學的時候，干部子弟說真話，家長給他錢交學費也罷，是買書也罷，他請同學吃飯了，回來，老師說：“這錢你怎么沒交？”“錢？請同學吃飯了。”回家跟家長也是這么說的。老百姓的孩子就撒謊，他請同學吃飯了，他得編一堆瞎話。他承擔不了這后果。長大了，有的人看了電影跟你說：“小剛，你這電影拍得真臭。”他跟誰他都敢說，我就這么看的，至于你高興不高興那是你的事兒，你不高興你能怎么著。
像我剛才好些地兒囑咐你“這個就別寫了”，都是老百姓孩子這種出身造成的結果。那個自信的人根本不囑咐，要么他不說，只要他說了，他就不怕你登出去。
記者：可你現在不也經常挺敢說話的嗎？你說人家《像雞毛一樣飛》是垃圾，你是不是也看人下菜碟啊？
馮小剛：不是。我偶爾有時候，跟我這種不自信啊、自卑感啊產生一些矛盾，就是我有時候是一個性情中人，腦子一熱的時候就會把心里話說出來。如果我完全沒有這方面，就是畏首畏尾這么一人，也拍不了這電影，也不可能。就是說，它是一個矛盾體，這兩個都有。
-大家看到的我是一個穿著棉襖的馮小剛，我覺得這本書起碼做到了讓我不僅是脫掉了棉襖，也脫掉了毛衣，穿的是一件短袖襯衫。但是短袖襯衫里還有背心
記者：那你為什么這么對自己沒自信？你現在是擁有最多、最大的觀眾群的一個導演，你有時候不也往外放這話嗎？
馮小剛：我面上，報紙上登的那話，你看我那什么，實際上骨子里覺得羽翼還沒有豐滿，還不夠跟所有人都全面攤牌。我可以，我也在找那軟的在欺負。你和媒體犯橫，你跟其他跟你不搭界的導演犯橫。可有兩個最關鍵的，一個是明星，一個是制片人。你真橫的人是，跟那些人都客氣，跟他們這兩家兒犯橫。其實你做不到，做不到的原因是心理素質不好。這個，書里頭可能稍微有一點兒這種表露。
記者：對。你說了很多，比如：“面對危機我的第一反應就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諸如此類的，像這種，比如說“要不是我天生懦弱，對未來充滿憧憬”什么。
馮小剛：所以這本書對于我來說，早不是一個僅僅寫了賣點兒錢的事兒了。在這本書上，我其實更多還是表達我自己的想法。想把自己的方方面面，就是說，起碼是穿個短袖襯衫了，別再穿著毛衣、棉襖的。現在大家看到的我是一個穿著棉襖的馮小剛，我覺得這本書起碼做到了讓我不僅是脫掉了棉襖，也脫掉了毛衣，穿的是一件短袖襯衫。但是短袖襯衫里還有背心，完了以后才是一個赤裸的上身。
記者：那你說那赤膊上陣的人有嗎？王朔也沒到這種份兒上吧？
馮小剛：對對，就是。
-電影讓我能夠過上一好日子，是一有頭有臉的人
記者：但即便如此，即便寫書讓你這么過癮，我還是看到你在書的最后寫道：“原來想說的很多事，很多話，正如潮水般從我心里一層層退出，接著漲滿的是拍電影的夢想。”電影對于你來說是什么？
馮小剛：電影對我來說，一方面我很有激情做這個事兒，同時電影使我不會寂寞。另外就是，電影讓我能夠過上一好日子，是一有頭有臉的人。這種東西給人還是帶來很大的那種滿足感，我說的都是實話。
另外，我覺得自己還有很大的能量沒真正在電影里釋放出來。就是我知道自己在這塊兒的潛力有多大，看見自己還能往上狠走一截。
記者：《溫故一九四二》對于你算一個電影夢想嗎？聽上去是一大史詩。
馮小剛：對對。現在它那個矛盾就是說，這個電影，投資人說并不是說中國沒有這么多錢投資，我覺得這個電影要拍好，恐怕得有個七八千萬，少說也得有五千萬。投資人就問我有沒有這個信心收回來？這種時候我覺得我是誠實的，你想這么一個逃荒的電影，它能比這個賀歲片賣錢？很難想象。我覺得我得客觀，你得找著真正的知音，得敢于拿出這個投資來，拍這么一部電影。這個電影的意義不僅僅在于它要賺錢，是在于它幫助我們認識中華民族是一個什么樣的民族，作用在這兒。
這已經成了我的一個情結了。現在我拍這些電影越來越覺得是在為拍這部電影在做準備，準備你自己的觀眾，你把觀眾準備了一大群，就是你拍什么他都覺得想看，只要你拍，他就愿意看。有了這么一個基礎，你再推這么一個片子的時候才行。
說句實話，從功名這個角度來說，拍到《溫故一九四二》我覺得我就可以不拍了。那再拍就是為利拍了，不是為這個功名拍了。拍完《溫故一九四二》我都可能，拍電視劇掙錢多，我拍電視劇去。
-寫書確實給我帶來了很大的快感，它讓我意識到，不做導演也不至于寂寞
記者：那就是說，拍完《溫故一九四二》，對電影的理想你已經完成了？
馮小剛：完成了。而寫東西呢就談不上，沒什么資格更多地說。這是第一次，寫了這么一個算書的東西，它不是小說，也不能算一個自傳，就是一生活筆記。
它確實給我帶來很大快感，就是它讓我意識到，不做導演那個情況下，你也不至于寂寞。不是說以它為生，不是說我不干導演了，這還能養活我自己，那未必。但是你不做導演了，如果你掙了倆錢能養活自己，在你今后漫長的那種生活里頭，離開了風口浪尖回到平靜的生活里去之后，你還有一件特別讓你興趣盎然的事兒來干。
那樣我就可以，我看著別人，看他們表演，表演我表演過的那事兒。我還可以慢慢寫。而且再開寫恐怕就是真的在電影圈這兒一籌莫展了，一個是沒人給你投資了，二是你也不自信了，覺得沒有什么更好的東西要拍了。在這種情況下，強努著拍一部讓人罵一部，那不如就算了。那時候可以再寫，可能會寫得比這個透徹得多。就徹底不怕得罪人了，反正也就不在這個圈兒混了。
記者：我覺得挺為你高興你現在這種心態的，就是你書快到最后的地方寫的：“我的2002年即將成為歷史，令我欣慰的是，雖然這一年沒有電影面世，但已有《手機》懷胎，總算是沒有虛度。今年因傷缺陣，但已經作好了準備來年的挑戰。在中國電影的叢林中，我不是一只沉默的羔羊，我是一頭餓了一年的狼。”
馮小剛：原來寫的是虎，自個兒覺得，不自信作怪，覺得虎太不像我，還是改成狼吧，狼比較接近。
記者：《新電影》上有一句話：“馮小剛這道題是全國人民都弄錯了。”
馮小剛：寫完這個書我覺得心里頭踏實一點兒了。當然，如果看完這書大家對我的認識還是那樣的話，我覺得那就是那樣了。我感覺是寫完這本書，再配上我那電影，這就完整了。大家對我的了解可能就比較完整了，不會導致特別片面的一個誤會。
我的2002年沒干出事兒來，2003年這一開頭，兩個拳頭都出擊，一個是《手機》這部電影，一個就是這本書。我開始想2002年蟄伏了這一年，可能就該是這樣的，你就應該準備一年。你一直連著那么拍，“砰”這個節奏好像停了一下。停了一下讓你減少一些盲目，完了重新進行了一次整備，之后你再出發。我甚至于想這真是一個……
記者：天意。
馮小剛：上天的安排，就是讓你想一想下面的路該怎么走，你該怎么弄。(吳菲、盧北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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