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本報記者面前，馮小剛終于說話了，他說得很平靜，甚至有些許幽默。
將這次獨家專訪的機會交給本報的同時，馮小剛鄭重地囑咐，不要節選他評價崔永元的話。因此我們原話照錄，以避免斷章取義。
【過去時
馮小剛是性情中人，在崔永元事件上保持沉默并非有心機所致，只是他身邊的這幫老友死死地按住了他。今天他終于說了。他說得很平靜，充滿誠意，甚至有些許幽默，畢竟這是一場過去了的風波。】
記：《手機》上映至今可謂告一段落了，現在回頭看，之前有沒料到它會這么“火爆”？我指它所反映的問題形成口碑互相傳揚。
馮：一開始就有這樣的估計。但故事中反映的手機對生活的干預，我實際上覺得是有點滯后的，觀眾對電影相當寬容，《手機》里面涉及的一些細節并不新鮮，幾年前都有，只不過把它變成一部電影，觀眾還是會覺得它有新鮮感，把它看成是和生活同步的。我們的電影本身反映生活狀況，嚴格來說是滯后五年的，但《手機》可能滯后了兩年，仍然顯得還算新。
記：《手機》、《一聲嘆息》里的一些臺詞，成為了流行語言，比如“做人要厚道”、“審美疲勞”，這些臺詞是你和劉震云一起商量的，還是你的“個人創作”？
馮：這個劇本是劉老師寫完了，我們一起討論。討論完了之后，攝制組的人覺得它跟《一聲嘆息》像，所以我們想辦法讓它剝離那種痕跡，劉震云是一個不用手機的人，所以對手機里的雞鳴狗盜的事了解很少，我們得不斷給他輸送信息，讓他去消化。像“審美疲勞”好像是韓三平跟我說的一句話，我覺得挺有意思，他說是看一部外國小說看到的，原話不是這樣，但他整理成這句話。我覺得特別對，說的是對道德認識的問題。
范增給《手機》這部片寫片名的時候，他說到人有一種“審美拒絕”，就是說無論你對什么東西，總是有一種“本能接受”與“本能拒絕”。電影也是，比如說一些文藝片，由于節奏緩慢，或者反映人性的掙扎和齷齪的東西，觀眾剛開始是“本能拒絕”的。后來觀眾看到一些評論，因為導演的名氣，或者它得了很多獎，他們再按照這些誘導去看這部電影，就會體會到一些別樣的東西，開始接受它。
我拍過的這些電影，對于觀眾都沒有這些問題，首先都是“本能接受”，然后可能經過一些誘導，他開始“理智地”認為這不是什么好電影，開始拒絕。我認為《手機》本身是一部讓人“本能接受”的電影，我今后拍的電影都會沿著首先讓觀眾“本能接受”這么一個路子，我要堅持大眾電影的路線。我知道一些小眾電影，我自己也是喜歡看的。這樣的例子不少，比如說《小武》、《盲井》，我自己挺喜歡的。看這兩部電影的時候，我上廁所都忍著，它就是這么吸引我。《卡拉是條狗》應該也不是屬于大眾電影，但是我認為它的魂兒，還是反映了大眾的生活。
記：看《卡拉是條狗》的時候，覺得它的敘事不晦澀、很流暢，而且挺生活化。可為什么同是生活化的題材，就像《手機》，你的電影能讓大家都去看，而那部電影只能成為“小眾”的呢？
馮：同樣是反映我們身邊發生的事情的電影，可能是因為表達方式不同，完全自然主義的，觀眾可能不那么容易接受；如果同樣還是把生活原汁原味地拿過來，然后再進行一些精細加工，大家覺得它有點“戲謔”，商業化了一點，大家都能喜歡。拿《手機》和《卡拉是條狗》來說，都是從生活的土壤里生長出來的電影，就像長在地上的榆樹和那些賓館門口放的塑料椰子樹之間的區別。《卡拉是條狗》是挺生活化的，商業包裝不多，把生活中的細節不斷積累，還是能讓觀眾產生觸動的。《手機》則是對從生活中抽取的細節進行了加工，讓更多人能夠接受。前者是一盤生菜，我們是加了調料下鍋炒的蔬菜。外國人可能更喜歡吃生菜。
記：前不久華誼兄弟公司說要拍一部《手機》姊妹篇的電影，你聽說了嗎？
馮：我聽說了，其實跟《手機》沒有關系，它根本就不是。
記：他們打出《手機》這個品牌，征得你的同意了嗎？
馮：沒有，我覺得這有點不妥。如果是的話，應該征得劉震云的同意，但我覺得它跟我們完全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一件事。
記：這樣可能會損害《手機》的品牌？
馮：我不拍續集。而且觀眾眼明心亮，他們知道《手機》是馮小剛拍的，那個是另外一組人拍的，跟我沒關系。我建議每一個創作者要自信。其實我覺得這些導演都有能力獨創自己的東西，借一個品牌去弄，觀眾有這樣的識別能力，反而效果不好。我看這是制片方的想法，我跟導演張一白、監制陸川都挺熟的，他們的本意可能不是這樣，他們會認為“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你別把我的安到別人身上去”。當然出品方基于商業考慮也無可厚非。
記：在中國那么多大導演，為什么只有你在不斷地開掘這類題材？是否創作中有什么難度？
馮：有很多人在想題材，不從他生活的周圍去想，主要是翻歷史的舊賬。當中有兩種原因：第一種原因是一些人總是認為電影必須有很強的制作感，像拍古裝戲很多東西都是做出來的，拍當代生活的電影就認為看不到“制作”的痕跡；還有一種是拍攝現實生活的，血肉相連的電影，在審查上容易遇到困難，比較容易繃緊神經。拍古裝戲是幾千年之前的事，不易對現實生活構成刺痛，當然一些古裝戲還是能關注到現實生活的。
記：當初《手機》上映前采訪你時，你說片子一上映，就會變成一個“手雷”，會引發很多爭議。
馮：我當時沒想爭議這事兒。我是說，觀眾看完片子之后會覺得好看，而且是和他有關系的。不像《無間道》，觀眾是覺得好看，但跟自己的生活沒關系。凡是覺得和自己有關系的，觀眾評價片子的時候，就會帶上他對生活的看法，所以也引出了崔永元的事。
記者：你對崔永元事件一直保持低調不回應，現在這事已經過去了，能談談你的真實想法嗎？
馮：崔永元有他的可愛之處，他首先不是一個老謀深算的陰謀家，而是一個性情中人，我為何這樣說呢？你看他的文章里頭，有諸多的忌諱。
第一，他說他只看了十分鐘，沒看完電影，然后發表了長篇大論的評價；他還有一個得意之處就是，他認為現在的影評是不嚴肅的，但他自己干了一件最不嚴肅的事，就是沒看完電影就對電影發表了嚴肅的評論。這不是一個陰謀家所用的伎倆；第二，我從他文章中看出，他認為自己是一個很有文化品格的人，可是他文章里有一個錯誤，也可能是性情中人才犯的錯誤，他沒看完電影，就說他不喜歡，因此對這部電影非常失望。從他說的話我理解到，由于他不喜歡這部電影，如果電影局在審查的時候把它槍斃了，他認為這是一個正確的決定。不喜歡一部文藝作品，繼而希望通過行政干預去掐死這部作品，這不是一個有文化品格的人應該持有的態度；第三，他認為這部電影是一部“亂搞男女關系”電影，甚至認為如果同時再放一部三級片的話，票房還會高。他這也低估了觀眾的判斷力。比如韓國完全開放之后，一些公司也拍了三級片，但是票房不高，不是人們想的那樣，為什么呢？誰會成群結伙地去看三級片？沒有人。因此三級片是沒有市場的。他這么說是對觀眾判斷力的一個——我說溫柔一點——“誤會”；第四，小崔認為我參加梅艷芳的喪禮是在作秀，我是中國導演會的副會長，受導演會之托去參加梅的葬禮，我也是她生前的一位好友。一方面是前往緬懷，另一方面也希望借此活動加強內地和香港電影界的情感交流。所以我認為厚道的小崔不應該在這件事上表現得這么不厚道。
所以我把這一切都想完了之后，得出一個結論，他是一個可愛的人。如果他是一個惡毒的陰謀家，他就不會犯以上的錯誤。
記：當初我們看這篇報道的時候，大家都在猜測是采訪者挑撥是非，不相信崔永元會說出那樣的話，不知道事情發生之后，你是否做過一些了解？
馮：我想可能是這樣的。誰有資格評價馮小剛的電影？凡是看過的都有資格，只要沒看過的就沒有資格。所以我覺得他們都非常感情用事。當然我不怪他們，現在我們都可以敞開心扉地說，但他們的炮轟，我認為是一種娛樂行為，不是嚴肅的文藝批評。
記：你有沒有設身處地為他想一下？因為片中的那個人物確實很容易讓人聯想起是崔永元，給他的生活帶來了麻煩。
馮：我覺得文藝作品不要對號入座。我們可以在每一部電影前面都打上“本故事純屬虛構，請勿對號入座”，但我認為這樣做是一種倒退，我們已經經過那一階段了，我們不要倒退回去。還有一點就是，我并不討厭嚴守一(《手機》男主角)，我不認為嚴守一是一個不可愛的形象，我認為他是一個有血有肉的形象，但他跟崔永元的形象是不搭界的。
我現在還是要說，如果這部電影對小崔的老母親和他的小女兒造成了一種壓力的話，我愿意就這事向小崔的母親和女兒表示一種歉意，同時對他們說，您的兒子和你的父親，確實不是嚴守一，他是比嚴守一正直善良的一個人。
記：崔永元“炮轟”《手機》的事情，是否會影響你今后的創作？比如接下來拍的《私房錢》，可能又會引爆一些家庭矛盾，可能又會受到一些人的質疑。
馮：我拍電影不要拍成白開水，我也不是要上黑板報做好好先生。小崔說的“上對得起父母，下對得起兒女”，這不是衡量我拍電影的一個標準。我還是想一如既往地深挖生活，甚至揭生活的傷疤。我們的生活就是在這樣的過程中不斷向前走。我們作為導演，在觀眾面前，還是有那么一丁點責任，讓觀眾看到生活的真相。我還是希望，從《甲方乙方》、《大腕》、《一聲嘆息》、《手機》和接下來的《私房錢》，幾年之后回頭看，能看到這些年社會生活形態發生的變化。(本報記者謝曉 實習生伍潔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