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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余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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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民政部、公安部下發的相關意見，青島救助站對于所有進站的流浪乞討人員進行DNA數據采集。通過數據比對，已有5名失蹤人員回到了家。
愿意來救助站尋求救助的，想法子幫他們回家。但不少流浪乞討人員不愿意來救助站，覺得乞討更掙錢，而且根據相關規定，不能強迫對其收容遣返。
此外，還有一些流浪者過度尋求救助，幾年內來到救助站上百次。如何減少二次流浪，讓救助站幫助真正需要的人？相關工作人員建議流出地從源頭預防，對于貧困流浪人員進行精準扶貧。
史慎花終于回家了。
離家兩年未歸，親人四處找尋，仍杳無音信。智力障礙、口齒表達不清，史慎花也不知道自己的家在哪？
身在山東棲霞的家人焦急，擔心，苦盼。
前不久，一個電話讓家人興奮不已，史慎花找到了。就在青島市救助管理站！
“史慎花是我們DNA數據采集以來，第三名尋家成功的流浪者。”青島市救助管理站副站長何永才說。
一到救助站，7天內采集DNA數據
自2016年1月開始，青島對長期滯留在救助管理站的流浪乞討人員，進行了DNA數據采集，分3批采集血樣共計221份，其中，男性135份，女性86份。目前，這些流浪乞討人員的DNA數據信息已經全部錄入全國失蹤人口數據庫和全國打拐DNA信息庫。
據何永才介紹，根據初步對比，已基本認定涉及刑事案件受害人2人，通緝犯1人，失蹤人口6人。其中，通緝犯已經移交公安部門；失蹤人口已有5人被家人接回或者由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員護送回家，還有1名即將護送返鄉。
去年年底，民政部、公安部聯合下發《關于加強生活無著落流浪乞討人員身份查詢和照料安置工作的意見》，對當前滯留在救助站的受助人員，救助管理機構應盡快報請公安機關采集DNA數據，公安機關應及時組織免費采集，錄入全國打拐DNA信息庫比對，并將比對結果反饋給救助管理機構。而對于新進受助人員，救助管理機構應在其入站7個工作日內報請公安機關采集DNA數據。
“長期滯留在救助管理站的流浪乞討人員多有智力障礙，無法像正常人那樣進行有效的溝通，不能提供個人的身份信息、家庭住址等等，DNA采集比對就顯得尤為重要。”何永才說，“我們救助站DNA血樣采集工作將成為一項常態化工作，采取邊入托邊采集，進一步加強流浪乞討人員身份查詢和照料安置工作，切實維護其合法權益。”
不過，目前通過DNA比對送回家的流浪乞討人員還是少數。“如果流浪乞討人員的家庭成員血樣入庫了，我們這邊采集流浪乞討人員的DNA血樣，進行對比，基本能找到。”青島市救助管理站安置科工作人員孫靜說，還是得呼吁失蹤人口的家庭成員去報案，并采集血樣。“兩端的采樣，才能將流浪乞討人員DNA尋親做好。”
二次流浪問題讓工作人員頭疼
在青島，長期滯留在救助管理站的流浪乞討人員在200人上下浮動。由于青島救助管理站內安置能力有限，青島市利用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托養在專業養護機構。
相對于有智力障礙的流浪乞討人員長期滯留站內，通過DNA比對助其回家，一些智力正常的流浪乞討人員如果愿意回家，救助站會給其買票，有一些身體條件不是很好的，還會派人護送回家。可是，在采訪中，一些流浪乞討人員并不愿意到救助站接受救助。有時候，救助管理站的工作人員到街面上勸流浪乞討人員到救助站，除了表達感謝之外，流浪乞討人員并不愿意接受救助。在街頭，有流浪乞討人員表示，雖然露宿街頭，沒有住救助站遮風擋雨，但是每天的乞討收入不菲，比去救助站強多了；有的表示，去救助站不自由，不能喝酒不能抽煙；還有的流浪乞討人員會“提醒”工作人員，“我懂政策，你們不能強制我”。
“確實不能強制，以前是強制收容遣返，現在是救助自愿，對流浪乞討人員有了更多的人文關懷。”一位救助站工作人員表示。
“但是我們依然要到街面進行勸導，爭取能夠盡最大努力幫到這些流浪乞討人員。”何永才說，特別是對一些老人孩子，在寒冬送溫暖，給他們送去棉被、棉衣和食品防止其凍傷；夏天會送水送飲料。
據介紹，目前，青島多數流浪乞討人員是外地人，或無親人，或有親屬也不管，當地政府也難以合理安置。
青島自然環境好，經濟發達，市民也很有愛心，不少流浪乞討人員在此以乞討為業。一些流浪乞討人員不要面包只要能夠買到面包的錢。
有一些市民給救助站打電話，建議救助站救助這些流浪乞討人員，但是流浪乞討人員不愿意來，給外界造成了一種救助站不作為的錯象，這讓救助站的工作人員感到委屈。現行的救助制度規定從強制收容改為救助自愿，確實人性化了，但也讓救助工作難以開展。
救助站只是一個臨時性的救助機構，以助流浪乞討人員返鄉為主要救助目的。何永才跟記者大倒苦水，有時候苦口婆心地勸，流浪乞討人員好不容易到了救助站并答應回家，于是派人護送其回家。“可我們的人還沒回來，流浪乞討人員卻提前又跑回來了。”說到這些，何永才也哭笑不得。目前，青島的救助工作已經納入網格化管理，但是二次流浪問題讓救助站工作人員頭疼不已。
5年“進站”192次，惡意尋求救助要制止
一些流浪者不愿被救助，而另外一些流浪者或者打著流浪者旗號的人，過度尋求救助站的幫助。
據介紹，流浪乞討人員來救助站求助，都會將身份信息等登記在全國救助管理信息系統中，每一次救助信息都在系統中留有記錄。記者在該系統看到，一位名字叫惠友余的流浪乞討人員，從2010年12月28日起，第一次到淄博救助站，到2016年5月12日到安徽省霍山縣的救助站，5年多“跑站”192次。今年3月，惠友余來到青島時，青島市救助管理站給予了不予救助通知書。
全國地級市救助站有600多個，有的流浪乞討人員幾年間跑站超過300個。重復性救助也讓救助站不堪重負，嚴重浪費了國家的人財物力。還有些流浪乞討人員，農忙時節想回家，也會到救助站讓救助站送自己回家，農忙過后再回到所乞討的城市，如此往復。
隨著社會的發展，救助站救助范圍也有擴大的趨勢。何永才坦言，一些錢包被偷、被搶的外鄉人也會來救助站求助，按政策講是不應該給予救助的，但是在一個陌生城市無依無靠，作為救助機構，還是要施以援手，相關政策規定也要調整。“不然，這些人沒法子也可能去偷去搶。”
有專家指出，雖然有制度規定，但是這些人確實有可憐之處，關鍵就是法與情如何衡量，對于惡意“跑站”的要堅決制止并打擊，對于確實遇到困難的要給予幫助。
不少農村的貧困者，如果不能及時救助就可能會去流浪；對于流浪者護送回家后當地沒有安置，可能就會形成二次甚至多次流浪。何永才建議，要解決這些問題就要從基層做起，從源頭預防，在流出地建立一個精準的幫扶機制。
“現在不是講求精準扶貧嘛，如果能把家庭困難的流浪乞討人員‘精準扶貧’了，在家門口有事業，有收入，誰還反復去城市乞討呢？”何永才說，當然，還是得分類識別，沒有勞動能力的、老弱病殘，政府還是要“兜底”，給予生活保障；對于有勞動能力的，可以采取產業扶貧、提供公益崗位等形式來進行幫扶。
有專家指出，單純靠政府的力量開展救助工作有些力不從心，政府要進一步完善救助體系，充分利用社會力量，為社會救助機構和慈善組織參與進來創造條件。比如，可以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來推動一些社會公益組織開展街面服務，開展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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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站流浪人員應盡快采集盡快比對
根據民政部、公安部下發的相關意見，對經快速查詢未能確認身份的受助人員，救助管理機構應當在其入站后24小時內通過廣播、電視、報紙、全國救助管理信息系統、全國救助尋親網站等適當形式發布尋親公告，公布受助人員照片等基本信息，并在其入站后7個工作日內報請公安機關采集DNA數據。公安機關應當在收到報告后一個月內免費采集、錄入全國打拐DNA信息庫，并將比對結果反饋救助管理機構。對當前已經滯留在站的受助人員，救助管理機構應當盡快報請公安機關采集DNA數據，公安機關應當及時組織免費采集，錄入全國打拐DNA信息庫比對，并將比對結果反饋救助管理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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