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電影制片廠周圍生活著一大批群眾演員，這些人靠微薄的拍戲收入，在北京艱難生存。他們今天還在《還珠格格三》里為古巨基、黃奕等大明星配戲，明天就可能因為交不起房租去賣血、坐臺甚至露宿街頭。”北影廠的一位老廠工對記者說。
日前，記者深入北影廠所在地北太平莊，采訪到了這些群眾演員，得知這些被稱為娛樂圈最底層人士的悲慘生活。
和“鬼子”一起感受睡街
7月22日下午，在老廠工的指引下，記者來到了北京電影制片廠明清一條街，見到了遼寧來的小伙高峰(化名)。高峰原來在北京某酒店當大堂經理，“前幾個月北京鬧非典的時候，酒店遭受嚴重打擊。”高峰下崗，懷揣著進軍影視圈的夢想在北影做起了群眾演員。
當天，黑黑瘦瘦的高峰在騰文驥導演的《末代皇妃》中飾演一個日本鬼子，在一個雕梁畫柱的老藥鋪前，記者向高峰說明了來意，高峰同意拍完戲后帶記者到北影門前的小樹林和過街天橋上感受群眾演員“睡街”生活。同時高峰高興地告訴記者，他今天晚上的鏡頭是穿著日本細菌部隊的防化服，隨軍從著火的大街上跑過，雖然只有20塊錢，但拍戲的感覺很讓他興奮。
晚上9點半左右，記者終于等到了拍完戲的高峰。這時天已經完全黑了，白天聚集在北京電影廠門口，沒被劇組挑中的群眾演員，等到下午5點鐘左右就各奔東西了，影廠門口處還有幾個光著膀子、吊兒郎當的男青年圍著兩個外地口音的姑娘指指點點，其中一個東北口音、身上有老虎文身、面貌兇惡的瘦高個子動不動就喊打喊殺，還不時斜過眼來打量記者。后來據知情人士透漏：這幾個男青年是靠盤剝群眾演員生活的混混，他們會強迫只身到北京的群眾演員去住和他們有聯系的黑店，還會組織走投無路的群眾演員去血站賣血、甚至當小姐……
9點35分，高峰帶記者走進群眾演員過夜的小樹林，借著三環路的燈光，記者看到：小樹林里的樹枝上橫七豎八地掛滿了衣服、背包等雜物，林子里的草地中左一堆、右一堆凌亂的被褥上擠滿了人。對記者的到來，大家似乎并不介意，一個個仍埋頭酣睡。可記者感到在剛下過雨的草地上，又冷又潮，別說睡覺，站久了都會打哆嗦。記者和高峰小心翼翼地從被褥的縫隙間穿了過去，大致數了一下，不到200平米的林間草地上竟睡了38個人。
高峰對記者說，在草地上睡的群眾演員大致有三種人，一種是剛從學校畢業對影視圈充滿好奇、沒有“幾個子兒”的窮學生；一種是幻想出名，被一些不良影視公司騙到北京結果身無分文的影視愛好者；還有一種人是在北京找不到工作，靠當群眾演員為生的城市流浪者。
“這些就是群眾演員？”記者表示懷疑，不相信這些黑黑瘦瘦、衣衫襤褸的人能當演員。高峰笑著說：“黑黑瘦瘦的人有他們的優勢，他們可以扮農民、裝乞丐，象你這樣白胖的人就不行。”
記者從一家演員經紀公司了解到，群眾演員演一次戲只有20塊錢，一個月最多演十幾次，如果靠拍戲謀生，在北京連交房租都不夠，如果沒有其經濟來源只能露宿街頭。
“每天早上6：30左右，劇組都會到門口挑臨時演員，你若不信明天早上來。”記者和高峰約好了于7月23日早上6：00到北影門口集合。為了不耽誤時間記者決定在北影廠附近的小旅館里湊合一宿，而高峰則要騎著他的二八破車，騎一個多小時，回到他在北五環外租住的平房里睡覺。
7月23日早上6：00，記者和高峰準時來到北影廠門口，果然看見許多人從小樹林里出來了，有的正拿著毛巾去北影廠的公用衛生間里“梳妝打扮”，有的已經坐在北影廠外的馬路沿子上等戲。
過了一刻鐘的功夫，一個戴著寬邊眼鏡的劇組領隊，拿著寫有“居家男人”四個字的花名冊，從北影廠里走了出來，高峰和一大群群眾演員見狀立刻圍了上去。可該領隊聲明居家男人是場現代戲，面黃肌瘦、衣冠不整的不要，于是高峰和一些睡街群眾演員只能悻悻地走開，等待下一次機會……
與拍《還珠格格三》的坐臺小姐親密接觸
7月23日中午，為了不打攪高峰，記者又聯系到了那位老廠工，想了解一下傳聞中因交不起房租而賣血、坐臺女孩的情況。
據老廠工回憶，2002年4月份，瓊瑤《還珠格格三》劇組到北京來拍戲，很多女孩抱著成為小燕子的夢想從全國各地慕名而來。當時分別來自河北、重慶、遼寧、新疆的四個女孩一起住在北影廠x號樓的一間地下室里。白天和劇組拍戲，扮宮娥，晚上就回來睡覺。一個月后，在北京的戲拍完，瓊瑤劇組就離開了，這四個女孩從家里出來，帶在身上的錢也花光了，不愿意回家，就開始向老廠工等一些熟人，十塊八塊的借錢。
2002年6月份的一天，也在地下室住的一位姓楊的中年婦女找到了老廠工說：“四個女孩被人帶去賣血了。”老廠工找到了那四個女孩，勸她們回家。可這些女孩說：“就這么回去沒面子，那些大明星都有過辛酸的經歷，比如：鞏俐曾在出版社打雜、葛優曾在農村喂豬，甚至x x還是東郊使館區的一位名‘雞’，每個人都有追求夢想的權利，付出點代價是應該的。”
“然而，賣血僅僅是這些女孩付出的第一步。”老廠工說，“2003年3月，她們中的一個叫王依林(化名)的女孩透漏，從去年7月份開始，由于沒有生活來源，她們四個不得已當了坐臺小姐。”
記者向老廠工提出采訪那四個女孩，老廠工說只能聯系到王依林。當天下午5：00大鐘寺肯德基快餐店里，記者見到了王依林。王依林眼睛大大的，梳一個小辮，斜背著挎包，像一個剛大學畢業的學生，記者怎么也無法將眼前的她和坐臺小姐聯系起來。
“當初因為崇拜古巨基來北京拍戲，戲癮大的時候一天睡四個小時也不覺得累……但在影視圈里成功真是太難了，付出了那么多，也不見得有結果。”面對記者王依林侃侃而談。兜了一大圈子后，記者問起王依林坐臺的經歷，一臉難為情的王依林低頭沉思了好久才說：我們去坐臺是因為害怕睡街，是為了一個月400塊錢的房租。去年6月15日，我們準備交房租的，賣血的錢并沒有拿到而是被血頭搶走了，四個人在血站門口痛哭了一場。晚上回到地下室，地下室老板對我們說：“房租已經拖了半個月了，再不交就只能去睡街。”想到去和那些乞丐、民工睡在一起我們身上就發毛，求老板寬限幾日，這時老板對我們說，“聽說干你們這一行的很多人都在酒吧坐過臺，坐臺挺賺錢的。”我們覺得老板說的也是一個辦法，于是第二天晚上我們就去坐臺了……
“可我們只坐臺不賣身！”王依林向記者強調。最后王依林告訴記者，前一段北京鬧非典沒什么生意，在家反思了一段時間后，她決定不坐臺了，在大鐘寺的一家手機店里，做某品牌的手機代理。
悲慘生活中難圓的明星夢
記者通過兩天的采訪了解到，像高峰、王依林這樣為拍戲義無返顧，過著悲慘生活的群眾演員，在北影廠簡直太多了，隨便抓住一個北影廠的人都能給你講出來幾個悲慘故事。可這些前車之鑒，并未驚醒其他義無返顧為藝術獻身的人。
老廠工對記者說，睡街的群眾演員常用“張國立也是從天橋上爬下來的”這句話來自勉。他們還會對每個新來的人說，看看當前那些大牌明星的履歷表，當年的起點也不怎么高，鞏俐曾在出版社打雜，伍宇娟、宋祖英是村姑出身，葛優則在農村養豬，后來進了全總文工團也不過是個跑龍套的……正是這種“明星寧有種乎”的論調，讓群眾演員前赴后繼，不到黃河不死心。
來自重慶的楚芳芳(化名)在北京漂了三年了，她也是“明星寧有種”怪論的支持者，說自己是在“為藝術獻身”，嘴邊最經常說的一句話就是：“每個人都有夢想的權利！為了自己喜歡的事做些付出，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起初她是奔著考藝術院校來的，因為在家鄉她也是個“名角”，唱歌跳舞都行，但到了北京“星運”卻不那么發達。中戲和電影學院的表演系她各考了兩次都不成功，后來干脆放棄了走“科班”的路子，利用幾次考學結識的一些關系，奔走于各劇組當起了“北漂人”。
幾年下來，楚芳芳不過只演了幾個丫環之類的龍套，像樣的角色沒見著，但與她在床上“合作”過的“野導”、“假導”卻不少。據老廠工透漏，2001年12月，楚芳芳懷上了一個導演的孩子，2002年春節連家都沒回，跑到河北保定把孩子生下來后送人了，因此北影廠院里知道楚芳芳的群眾演員都說：“她什么好處沒得到，還得讓人家私下罵一句‘這傻×’。”
“其實，這些人來這里的目的，美其名曰是為了展現和挖掘自己的潛在價值，真正的原因不外乎名和利，甘愿為藝術獻身的，打著燈籠也難找。以演員為例，上一個一號人物大概要5000到20000元一集，配角也要1000元左右，而燈光攝影助理一集戲也要1000元左右，這名利雙收的好事，比花幾年學一門技術，辛辛苦苦打工賺錢財容易的多。”一位劇務對記者說，“不論春夏秋冬，北影廠門口總有一幫人聚集在那兒，等待被某個導演發覺，等待成名，每年北影廠連一萬人次也用不了，而每年都有近三萬人聚集在北影廠周圍要當群眾演員。很多人滿懷希望而來，傷心失望而去，可仍有一茬又一茬的人重蹈覆轍。”
看來改變群眾演員的悲慘生活，先得破除“明星寧有種乎”的論調。著名導演謝晉曾說過：“做演員首先要有平和的心態，并不是每個人都能成為明星。”北京電影學院表演系教授崔新琴也說：“成為明星首先要靠自身條件，同時也和后天培養、機遇分不開，1996年我們系只招23個人，卻有來自全國四個主要大城市的4000名學生報考，最后只出了趙薇、陳坤兩個當紅明星，那些想當明星的人應以此為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