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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要成立報業集團？報業集團的管理體制應該是什么樣的？成立報業集團后有什么實質性變化？對這些根本問題，中國報業的高層管理人士近十年來一直感到困惑，也從未停止在實踐中進行探索。全國文化體制改革試點工作對報業集團提出的首項任務就是宣傳和經營“兩分開”，對此，不少報人問：為什么實行“兩分開”？不造成扯皮嗎？不削弱創收積極性嗎？這些問題，實際上是從上述根本問題上生發出來的。老問題、新問題，其實都是報業集團的體制問題。在全國文化體制改革試點工作中，各有關方面應齊心協力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解決問題，創新體制，促進發展。
制度分三個層次
概念不清，沒辦法研討問題。我們必須首先弄清楚報業集團的體制概念含義，那就應弄清楚一般的體制概念含義：要弄清楚一般的體制概念含義，就應弄清楚制度概念含義。
制度，可分為三個層次：根本制度、體制制度和具體制度。根本制度屬宏觀層次，是指人類社會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體系，如封建宗法制度、資本主義制度、社會主義制度等；體制制度屬中觀層次，可以是某些社會分系統方面的制度，如政治體制、經濟體制、文化體制等，也可以是國家機關、企業、事業單位整體意義上的組織制度，如領導體制、學校體制等；具體制度屬微觀層次，是指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辦事規程或行動準則，如財務制度、工作制度等。
報業集團作為以辦報為主業、以事業法人為主體的多法人聯合體，作為一個具體組織，無論規模多大，相對于整個社會來說亦應屬微觀層次。但是，從其組織所具有的整體性、系統性而言，在組織設計、組織管理中，也可使用“體制”的概念，如說報業集團的領導體制、管理體制等。我們習慣所說“報業集團的體制改革”，實際是專指報業集團的組織制度變革，是從整體意義上進行組織形式即存在方式的變革。
報業集團是個復合體
我國現有報業集團，絕大多數是以省、市黨委機關報為龍頭組建的，其性質是黨的喉舌，是黨的生命的一部分。因此，省、市黨委首先把報業集團作為黨委的一個工作部門來對待。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報業集團具有黨委機關性質。
報業集團以辦報為主，目前一般有10家左右的報紙。報紙具有鮮明的政治屬性，擔負著正確引導輿論的重任，直接關系到國民素質的提高、社會的穩定、國家的安全，具有很強的公益性質，所以，從戰爭年代到改革開放前，都是黨和政府出錢來辦，至今還有部分黨報仍實行差額撥款辦法。鑒于這種情況，國家把報社定為公益性事業單位，報紙一般都登記為事業法人。報紙是報業集團的主體，因此報業集團被中央確定為事業性質，就是理所當然的了。
改革開放以來，報紙從做廣告開始，逐漸擴大報業經營，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一般都辦了些經濟實體。隨著經營總收入的提高，許多報社相繼“斷奶”，不再吃財政飯了，而且有些經濟實力很快壯大到相當可觀的程度。既有報業經濟，就有經營組織——企業，凡成立報業集團的，原來報社或多或少總有那么一些公司。這種狀況說明，報業集團雖然是事業性質，但又有部分企業，當然不同于企業集團，但確有部分企業屬性。
綜上所述，我國的報業集團可以說是兼有機關、事業、企業特點的復合體，是多法人聯合組成的事業性質的報業集團。
“復合體”不同于單體，其突出特征是復雜性，因復雜而管理的難度很大。“從數學上說，數字3意味著復雜性；在天體中，二體相互作用性態良好，三體相互作用多災多難；漢字中三人成‘眾’，就演變出‘三個和尚沒水吃’，‘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混沌大世界》，P414)報業集團以事業為本，又是機關，又有企業，從哲學意義上來說，也可看作三個矛盾過程，每個過程都是個復雜的矛盾系統，三個矛盾系統之間的大小矛盾又是相互關聯的。這些矛盾組合而成的復合體，其復雜程度大大高于單純的機關單位、單純的事業單位、單純的企業單位，也大大高于三者的簡單相加，其管理的難度，只有報業集團的老總們嘗盡酸甜苦辣方能換得個心知肚明，而局外人很難體味得到，他們光鬧明白集團內部錯綜復雜的結構關系都是件很傷腦筋的事。
所謂“麻袋裝土豆”
有人譏諷我們組建報業集團是“翻牌”，是“麻袋裝土豆”，成立報業集團沒什么實質性變化。我認為這種善意的譏諷不無道理，凡新組建的報業集團基本都存在這個問題。然而我的觀點是：“麻袋”未必不可以“裝土豆”，但肯定不能老裝下去。
我們是在什么背景下組建報業集團的呢？在改革開放大潮的推動下，省委、市委機關報根據市場需求，面對不同的讀者群，逐漸辦起了系列子報刊。在市場發育尚不完全的情況下，其廣告、發行難以實行代理制，所辦各報刊基本都是宣傳、發行、廣告“三位一體”，和社會上的單體報刊沒什么差別。這些系列報刊，也可以比作一堆“土豆”，“土豆”成了堆，報刊形成了系列，事實上就是個報業集團了，臺灣大概是叫做“報系”的，我們把原來報社牌子翻過來叫集團，沒什么不可以的，若誰叫我們“翻牌公司”，大可不必在意。
這種“麻袋裝土豆”式的管理模式，從全球的視角來看，它曾是企業發展史上一種備受推崇的先進管理模式，只是隨著時代的變遷，后來被新的模式取代了。通用汽車公司是20世紀美國強大企業的象征。它之所以能取得這樣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斯隆。20年代早期斯隆繼任通用汽車公司總裁時，汽車市場是福特汽車公司的天下。斯隆認為通用公司不能模仿福特的大批量生產的流水線方式，于是他就來了個“麻袋裝土豆”，在公司內“裝”了8個分割的單位：5個汽車生產單位和3個零部件單位。這些單位是半自主的，每個單位都對自己的業務負責，在自己的專業領域里維持市場占有率和贏利；它們有自己的設計、生產、銷售部門，同時公司有一個專門負責監督的機構，監督這8個單位的政策和財務。斯隆最大膽的創新之處在于，零件單位的產品不僅銷售給通用汽車集團內的公司，還銷售給集團以外的公司。
斯隆把這種組織形式稱為“聯邦分權制”，又稱多單元公司。當時許多權威人士評論：分權式多單元的組織既能擴大規模和保持產品的多元性，又能超越按職能分工進行組織的局限性，這可能是最好的行政組織創新的方式，這種方式替代了傳統的職能分工組織。
分權組織在20世紀60年代、70年代得到了大發展。1950年，美國《財富》雜志所列的500強企業中只有20%是分權組織，而到1970年這個比例增加到了80%。哈佛大學教授錢德勒在其經典著作《戰略與結構》中，認為多單元組織最大的優點是：“它改變了企業高級領導人的責任，使他們從具體業務中解脫出來，給他們時間、信息，讓他們從心里上能投入企業的長期規劃和評估工作。”
然而，隨著組織規模的不斷擴大和時間的累積，斯隆組織模式的缺陷也逐漸暴露出來。一方面，斯隆組織模式只期望第一線的經理人在現有的責任范圍內爭取高績效，上級光憑眼前的利潤和市場占有率來評估他們的績效，這樣就導致經理人不會去主動尋找新的商機，只是固守在組織圖表定好的產品或范圍里；另一方面，由于有活力的新發展多半都是從小規模的新業務開始的，不可能在負擔了巨額管理費用之后還帶來高利潤，但沒有高利潤就無法向總公司交代，這就導致經理人不會對創新項目做出財力和人力資源方面的投入。于是公司的專業知識和技能漸漸過時落伍，與迅速變化的環境脫節，極大地限制了公司的發展。到20世紀末，許多分權組織已紛紛轉型，不斷創造新的組織模式。
來一次“組織再造”
企業界公司組織結構的變化過程，給我們的啟示是：組建報業集團，就是要改變“麻袋裝土豆”即企業界所謂“聯邦分權制”結構模式，來個“組織再造”，更好地發揮整體優勢，更好地完成報業集團的任務、目標。
“麻袋裝土豆”的報刊組合方式，好處是每個報刊都是宣傳、發行、廣告“三位一體”，頗具獨立意識、競爭意識，在市場化運作中進退自如，適應性較強。如此這般，為什么組建集團后還要進行組織再造呢？因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基本建立起來，報業市場越來越紅火，報刊的市場競爭開始從“單打”向“團體賽”轉變，集團化整體優勢越來越重要，而“麻袋裝土豆”的結構模式越來越不適應，其諸多弊端日益顯現：第一，因集團各報刊獨立性強，更容易受利益驅動，往往過于追求賣點，在輿論導向上屢出差錯；第二，因其獨立性強，本位主義、分散主義傾向嚴重，集團統一協調的難度很大；第三，因其獨立性強，“麻雀雖小五臟俱全”，致使集團內部結構重疊，人浮于事，總體上管理成本高，造成人、財、物力的浪費；第四，因其獨立性強，更容易“小富即安”，老守田園，缺乏張力，妨礙創新發展。要革除這些弊端，就必須改變報業集團單體報刊簡單疊加的組織模式，來一次組織再造，從“物理變化”到“化學變化”，把“聯合艦隊”變成捕撈、加工、運輸、服務等專業化分工協作的大型“遠洋捕撈船隊”。
“兩分開”是體制創新的突破口
報業集團要進行組織再造，從“物理變化”到“化學變化”，從“聯合艦隊”到“遠洋捕撈船隊”，是一項浩大的整體性工程。從哪兒入手呢？在全國文化體制改革試點工作會議上，劉云山部長對報業集團提出了四項任務，第一項就是“對新聞媒體的宣傳、經營業務進行科學劃分，實現宣傳與經營兩分開，抓好宣傳，搞活經營”。我理解，“兩分開”既是試點工作的首要任務，也是報業集團體制創新的突破口。
之所以選擇“兩分開”作為突破口，主要是由組織機構設計的條塊結合原則和任務目標原則決定的。
條塊結合原則。“條”有利于整體的聯系和統一，“塊”有利于局部內部的聯系和發展。過于強調“條”，不利于各局部的發展；過于強調“塊”，則不利于整體的統一性。條塊結合原則，對各類組織設計同樣適用。作為還是“麻袋裝土豆”的報業集團來說，事實上是有點太“塊”了，要予以矯正，就要強調“條”。何謂“條”？系統之謂也。按報業集團的基本業務劃分，應該是兩大系統，一是宣傳，二是經營。宣傳、經營若老統一于一個個“土豆”里，集團總體上成不了系統，以上列舉的種種弊端就不可能革除，報業集團就不會發生質的變化。
任務目標原則。任務目標是目的，設置機構是手段；任務目標是組織機構設置的出發點和歸宿。報業集團的根本任務是什么？堅持正確輿論導向。宣傳、經營混在一塊，宣傳的精力難以集中，經營的利益驅動還容易直接干擾輿論導向，因此可以說，“兩分開”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保證堅持正確輿論導向，另一方面，報紙辦好了，導向正確，讀者喜歡，那么贏得了讀者也就贏得了市場，市場份額大，自然廣告就多，如此就能實現劉云山部長提出的“抓好宣傳，搞活經營”的目標。
一加一能夠大于二
所謂“兩分開”，實際就是把發行、廣告等經營業務、機構和人員從“小而全”的主報和子報刊中剝離出去，統一組建若干經營性專業公司。
這種初步的“兩分開”，說起來簡單，做起來難。阻力在于思想顧慮太重。因此，“兩分開”的過程，實際是個在解放思想中統一思想的過程。
“經營業務、機構和人員從報刊中剝離出去了，宣傳、經營兩張皮，互相推諉，互相埋怨，互相指責，兩方面都消極了怎么辦？”這是最主要的思想顧慮。要消除顧慮，防止消極，一要狠抓思想教育，樹立整體優化意識。必須明確集團化管理追求的是整體優化。系統論的整體性原理告訴我們，整體功能不等于各部分功能的簡單相加，要素優不等于整體優。整體效益，關鍵在于各部分的協調、配合。協調得好，整體績效就會放大，使一加一大于二。二要處理好利益關系，實現“雙贏”。《第四次浪潮》里關于地獄和天堂的一則寓言很能說明問題。地獄里的景象慘不忍睹，個個面黃肌瘦，在“死亡”線上掙扎。出人意料的是，地獄里的食品非常豐盛。但有一條法規非常殘酷：必須用勺進食，而勺柄長得出奇，是手臂長的三倍，因此誰也無法享用這些食品。天堂里的食品與地獄里的一樣豐盛，法規條款也完全相同，然而不同的是天堂里的人都為對方喂飯，因此個個都吃得白白胖胖，神采飛揚。故事告訴我們：讓你好，我才好；協作力就是生產力、競爭力。在“雙贏”原理指導下，宣傳、經營建立起科學的利益機制，結成利益共同體，就會調動兩方面的積極性，保證實現一加一大于二的整體效應。當然，任何改革都得講條件。若員工的團隊精神、組織的和諧程度、領導的協調能力等狀況很差，“兩分開”又操之過急，也可能出現扯皮亂套的惡果。這當然首先是條件問題，也有條件尚可而操作節奏存在問題，但不管怎樣，都不可因此而否定“兩分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否定一加一大于二的現實可能性。
黨委核心領導的體制保證
“兩分開”之后，黨委如何加強對宣傳和經營的領導？如何從體制上保證黨委的核心領導作用？這是在深化“兩分開”改革過程中必須重點解決好的重大原則問題。
第一，建立健全集團編委會和各媒體編委會，形成堅強有力的新聞宣傳組織指揮系統。集團編委會主要由集團黨委成員組成。集團總編輯也是主報總編輯，集團幾位副總編輯同時兼任主報副總編輯。其他子報刊和網站、出版社，都建立總編、副總編為主要成員的編委會。集團編委會和各媒體編委會，是領導與被領導的上下級行政關系，共同組成集團黨委領導下的新聞宣傳組織指揮系統。
第二，理順黨委和法人治理結構的關系，加強黨委對報業經營方面母子公司系統的領導。把集團黨委和集團母公司的董事會一致起來，黨委書記是董事長，其他黨委常委都是董事。董事會按《公司法》行使好董事會的權力，承擔國有資產保值增值任務。
第三，組建集團社委會，加強整體協調和管理。社委會是集團黨委下設的高層行政管理機構，執行黨委決議，協調集團的整體行為，調動集團各職能部門和相關方面人員，解決一些帶綜合性的重大問題。社委會由集團董事長、總編輯、總經理、紀委書記(可分別任主任、副主任、秘書長)和從各系統中層領導中選拔的威信高、能力強的社委會委員組成。黨委要對社委會的管理職權作出明確的規定。
第四，通過建立健全以上組織結構，形成以黨委為龍頭的一個管理中心(社委會)和三條垂直的組織指揮系統：一是黨組織系統，二是宣傳業務組織系統，三是經營業務組織系統。一個管理中心(社委會)和三個系統的最高領導和決策機構是集團黨委，這樣就有利于從體制上保證黨委發揮核心領導作用。
建立監事會并發揮好作用
要按中央要求申請省委宣傳部商組織部和新聞出版局依法委派集團監事，對貫徹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宣傳導向、經營狀況實行監督。各支柱公司的監事會則由母公司董事會(即黨委會)委派。要制定監事會章程，明確責任，尤其對日常經管活動要實行嚴格及時的檢查和監督，把某些違規、違紀、違法行為消滅在萌芽狀態。同時，進一步整合集團紀檢、監察、監事、人事、審計、財務、法律等部門，形成以紀委為龍頭、人員統一調配、問題分類處置的大監督體系，使集團從整體上形成決策、執行、監督“三分制”管理體制。
大同與小異
報業集團是個復合體，復合體意味著結構和管理的復雜性。越復雜越需要堅持原則。報業集團不管體制如何創新，新聞媒體黨和人民喉舌的性質不能變，黨管媒體不能變，黨管干部不能變，正確的輿論導向不能變。在共同堅持四項原則的前提下，像世界上沒有兩片完全相同的葉子一樣，各報業集團在體制創新上不可能也不應該絕對相同。百花可以齊放，大同可有小異。在共同原則下同一性態勢必有多種樣式表現，如此既符合自身發展實際，彼此又相得益彰。
愿全國各報業集團朝著同一個方向，堅持共同原則，在體制創新上演奏出世紀之初雄偉壯麗的交響樂章。
(作者系大眾報業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徐熙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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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合體”與“兩分開”
